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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难忘闽北三年游击战
  • 2015-01-12 来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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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冬,中央红军和闽北红军开辟了光泽苏区。我亲眼看到朱毛红军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19336月,我报名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光泽县独立营保卫队当警卫员。12月光泽苏区失陷的当天,我们保卫队护送县委、县苏机关撤退转移,跟随黄立贵师长辗转到达闽北苏区首府大安,后来我被调到闽北独立师二纵队一支队当卫生员。班长牺牲后,我接任卫生班长。

        193410月,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时,闽北大部分红军随主力红军北上,留下约五六千人的队伍在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我也留了下来。在艰苦卓绝的闽北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

        1935年:冲出敌人封锁,突围外线作战

        193412月,闽北敌军发起了以大安为主要目标的总围攻。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我们撤退到桐木关一带活动。敌人尾追不放,进行严密的搜山、封山,狂叫什么“要把山上的树砍光、烧光、把人杀光”;同时,敌人又对山区的老百姓实行“移民并村”,把他们赶到据点里,以10户为一连保单位,在政治上搞所谓“连坐切结”,妄图割断我们红军与老百姓的来往;进而,敌人对封锁区内的群众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群众所需的油、盐、粮食都由地方反动政府按最低限度配给,如果超出规定的数量,就被认为是“通匪”,遭到严刑拷打、坐牢以至处死。敌人企图通过这些手段,困死、饿死红军游击队。

        1935年以后,敌人进一步加紧了碉堡构筑,共设置了50多条封锁线,把闽北苏区分割成破碎小块。敌人还在城镇、乡村、高山、要道设置关卡,盘查行人,采取所谓“搜剿”、“驻剿”、“兜剿”等办法,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对付我红军游击队。

        我红军游击队不仅大路不能走,就连小路也被敌人封锁,只好在山上活动、休息、睡觉。记得那年冬天,武夷山脉大雪纷飞,整个山上白茫茫的一片,滴水成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红军战士仍然是“天当房,地当床”,地下放些树叶杂草,大家拥抱在一起,互相取暖,身上再放些干草、树叶,以此度过一个个寒冷的夜晚。有的同志本来身体就很虚弱,加之饥寒交迫,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19351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队伍冒着倾盆大雨,踏着泥泞的山路,向桐木关方向转移。当我们到达崇安西南的三港时,叛徒引敌前阻后截,紧追不放,处境十分险恶。在此紧要关头,之前向外游击的光泽中心县委书记吴先喜和彭喜才率领的光泽独立团之一部,意外地与我们会合。部队在吴先喜的指挥下,迅速占领有利地形,撕开了一个口子,掩护我们转移,分区委和军分区首长安全脱险,但在突围中部队也受到损失,伤病员不断增加,分区委惟一的一部电台也被损毁,从此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

        三港突围后,虽然在甘溪打了一次大胜仗,恢复了闽北红军的军威,戳穿了敌人“已消灭闽北红军”的欺骗宣传,鼓舞了红军战士的士气,坚定了根据地人民革命必胜的信心,但我们的游击生活仍然处于最艰苦的岁月。在桐木关,我们随身带的粮食都吃光了,司务长那里还剩下一点米粉,要炊事员在一口大行军锅里烧一锅开水,然后倒进两碗米粉,搅一搅,一个人喝上两大碗,以充一时之饥。过了两天,米粉也吃光了,想了好多办法,才从山下买了一些谷子,每人分了一把,用石头片碾去谷壳,就这样充饥。后来,敌人又加重了封锁,断绝了我们与群众的往来,粮食一点也搞不到,大家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在山上找野菜吃。野菜吃光了,看到青草也连根拔起来在水里洗一下,就往嘴里塞。还有的时候剥树皮吃,能吃的树皮也吃光了。

        武夷山脉的夏天,阳光和雨量都很充沛,森林茂密,灌木丛生,潮湿闷热的气候,是黑蚊子、小黑虫、黑爬虫,还有黑蝴蝶繁衍的温床。被我们称之为“四黑”的小虫,白天

    还好对付些,因为我们在山上游动;到了晚上,特别是我们休息睡觉时,那些“四黑”小虫闻到了人气,怎么也不肯离开,一直在我们周围飞来飞去,不断向我们攻击,不时叮咬一口,使人痛痒难忍,无法入睡,有的战友手脚被叮咬后甚

    至水肿溃烂。在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买不到药品,我这个卫生员也无可奈何,只能做到烧水给战友擦洗伤口,告诉大家晚上睡觉时,手里拿根树枝驱赶小虫。

        饥饿和疾病夺去了不少红军战士的生命,但红军战士并没有被艰难困苦吓倒,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上下一致,同甘共苦,将闽北革命红旗高高举起。8月,以黄道为首的闽北分区委,大胆而果断地作出政策和策略的转变,决定打出外线,恢复老根据地,开辟新根据地。于是红军队伍兵分三路,向敌后挺进。我跟随黄立贵、曾镜冰这一路,在笔架山南北、富屯溪两岸开辟邵顺建新游击区。那时候战斗频繁,敌人来进攻我们要和他打;敌人不来,我们就寻机会找白匪军打,一天接连打二三仗的都有。逢年过节,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利用这个机会消灭敌人,捉几个俘虏,缴获些战利品来庆贺。一次在将乐县,我们三十六科的同志一天就连续战斗3次,缴获的战利品大部分分给了群众。

        1936年:游击区域扩大,闽赣省委成立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闽北红军不但没有被敌人消灭,反而越来越壮大;闽北游击区不但没有被敌人“蚕食”掉,反而越来越广阔。战斗在东北的独立师第二、第三团在群众的支持下,争取了建松政边区的大刀会组织,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肃清了这一地区的反动民团,组织群众开展抗租、抗税、抗丁斗争,进而建立区、乡政权。游击区不断扩大,形成包括建瓯、松溪、政和、古田、屏南边界一大片的闽东北新游击区,红军队伍也由原来的六七百人发展到1000多人,并创建了延()()、松政等独立团、营。邵顺建边区反动势力比较强大,黄立贵、曾镜冰认真贯彻闽北分区委扩大会议的决议,实行一系列的政策策略的转变,如坚决打击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对保甲长采取利用的政策;对一般豪绅地主实行筹款政策;对开明绅士不没收财产政策等,缩小打击面,孤立和分化反动势力。由于这些政策的正确实施,红军在新区站稳了脚跟,建立了邵顺建县委及基层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组织。在资光贵边区,吴先喜、刘文学一举攻占了光泽柴家,成立了中共柴家区委后,游击区迅速扩大为资光贵中心区委,刘文学任区委书记,下辖柴家、昌坪、冷水坑及贵南方面3个区共6个区委,党员发展200多人。

        松政、邵顺建、资光贵三块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与恢复,牵制和吸引了敌人的大量兵力,有力地粉碎了敌人对崇安老游击区的军事“清剿”,闽北的游击战争形势开始好转。这时,为实现闽北和闽东红军的联合,闽北红军领导人黄道等

    和闽东红军领导人叶飞等商议成立了闽赣省委,之后又相继成立了闽赣省军区、省肃反委员会、省工联、共青团闽赣省委以及4个分区委和4个军分区。

        19366月初的一天,黄道从敌人的报纸上获悉失去联系的刘文学等人仍在资光贵一带坚持斗争的消息,当即派遣吴先喜和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鲍永泉,带领200多人的队伍到资光贵地区去寻找刘文学的队伍。我也随吴司令员和鲍主任的队伍来到资光贵地区。费尽周折后,我们终于在贵溪的闵坑找到了刘文学和他的队伍。两支队伍会合后,红军的力量增强了。刘文学原来在这里进行的是隐蔽游击活动,现在可以转为公开的武装斗争,附近的一些反动民团均被红军游击队肃清了。

        局面打开后,部队转到资溪县城附近,发起攻打资溪城的战斗。不料,我军刚一攻进城内,就遭到敌人十几个团援兵的包围。吴先喜立即指挥突围,撤退到金溪五里峰处,又陷入敌人的包围,经过一场激烈战斗,部队伤亡近三分之一,

    吴先喜也在突围中身负重伤。吴司令员负伤后,我立即上前为他做了包扎处理,然后将他转到贵溪板石坑治疗养伤。

        吴先喜负伤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闽赣省委。在邵顺建游击区活动的黄立贵得知后,立即派陈仁洪带领一支队伍,加强资光贵地区的斗争。很快,陈仁洪的队伍在闵坑附近的坂守岭与我们会师了。两支队伍会师后,资光贵红军士气大振,决心继续粉碎敌人的“围剿”,进一步扩大游击根据地,并改变战略战术,采取分兵深入敌占区,骚扰敌人,牵制敌人,打乱敌人兵力部署的作战方法。不久,我随陈仁洪参加了奔袭光泽华桥民团的战斗。

        光泽华桥离我们游击活动的地方有50多公里路,在那里驻着一个民团,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对我们的游击活动也是一大障碍,红军游击队早就想拔除他。经过敌情分析,估计敌人一定会在大年三十晚上摆宴大吃大喝,寻欢作乐。抓住这个机会,定能出奇制胜。于是,就在年三十傍晚,我们每人带上3颗手榴弹和马刀、快板机手枪等武器,悄悄地沿着山路小道,摸索前进,拂晓前,到达了民团驻地。我们一个人先上去把哨兵撂倒,将前后门堵住,队长一个手势,队员们迅速占领敌营房。当时敌人东倒西歪地躺着,像死猪一样打呼噜。一声喝令:“缴枪不杀!”敌人从梦中惊醒,乱作一团。一个敌人准备摸枪,立马刀起头落;民团团总负隅顽抗,窗外十几支枪一齐吼叫,将其扫倒在血泊之中;有朝窗外逃走的,也被“砰”的一声击毙;其余乖乖束手就擒。

        1937年:折损两员战将,统一战线建立

        1937年春节临近,吴先喜伤势基本痊愈,他准备到光泽、邵武了解情况后,再到省委向黄道汇报工作。刚好光泽柴家送粮来的地下交通员报告说,柴家这段时间比较平静,没有发现白匪军搜山。于是,吴先喜和鲍永泉带了一支60多人的队伍出发去柴家。到了柴家,吴先喜看见田里有人劳动,以为挺安全,就叫鲍永泉带队伍留在山上,自己带了五六个战士下山,准备找当地的党员了解情况。谁知,吴先喜他们的行动早已进入埋伏在对面山上敌军的视线。原来,驻邵武

    的敌军一个团前一天就到达这里“搜剿”红军游击队。发现柴家山上有动静,他们就埋伏在山上不动。等到吴先喜几个人出现时,敌军就满山遍野地包抄过来。吴先喜为了掩护山上的队伍撤退,壮烈牺牲。7月,黄立贵也在邵武砂溪桥遭敌包围,在突围中牺牲。半年之内,闽赣省委连续折损两员战将,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1936年底华桥奔袭战后,我回到省委机关驻地的诸母岗山上。诸母岗是一座平均海拔800多米的高山,位于光泽县东北,武夷山脉西南,方圆近百里,群山环抱,茫茫林海,古树参天,周围没有民房。我们在大山里打游击,这座山坳住几天,那座山坳住几天。没有帐篷,也没有行军被褥,临时用树枝搭个小棚,尖尖的顶子上撒些茅草,地上铺一些树叶,晚上就钻进去睡。有时来不及搭棚,就睡在树林里,靠着树根打个盹。高山密林里一年四季晚上都很冷,因为是打游击,又不能生火,经常在我醒来的时候,都发现自己身上盖有其他同志的夹袄或包袱布。后来,我也学着同志们,夜间冷的时候悄悄起来找些树叶、杂草帮别的同志盖上。

        在诸母岗山上也同样搞不到粮食吃,即便光泽、崇安、建阳、邵武这些老游击区的群众通过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偷偷送一些大米、猪肉、食盐上山,那也是十分有限的,更多的情况是在山上找野菜吃。有一天,几位同志挖了一些竹笋回来,炊事员很快把它煮好了,大家围在一起吃,吃得快的同志不一会儿就觉得嘴很苦、舌头发麻,接着就肚子痛。能拉出来的还好,毒素排出了体外;个别吃得多又拉不出来的,就中毒死亡。后来,又有同志在山里发现一种草根,洗后放

    在锅里煮后就像藕粉一样,有甜味,是可以吃的。获得这种草根,大家高兴得跳起来:“我们有‘藕粉’吃了,可以大大改善一下了!”可立刻就有同志提议:“这是细粮,应作‘特号饭’留给伤病员吃。”

        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别说吃、住,穿也很困难。我们一年到头不分春夏秋冬都是一套衣服,即使是刮风下雨、下雪结冰,上身穿的还是一件单衣,很少有同志有一件破棉袄;下身穿的也都是一条单裤,脚上穿的是草鞋,没有稻草打鞋,就自己找很软的木藤自编藤鞋。有时根据地送来些草鞋,大家都你推我让,舍不得穿。红军队伍里就是这样,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吃的、穿的、盖的,总是先想着同志、战友,还特别关注病号,从不顾及自己个人的安危和冷暖。正是有

    了这种精神,才能够造就出一支铁的红军队伍,才能无往而不胜,夺取革命的彻底胜利。

        193710月初,在以黄道为首的闽赣省委、省军政委员会不懈努力下,国民党江西省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到光泽大洲村,就“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达成协议,建立了闽赣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时,我们才下山来到大洲村,吃到米饭,换上衣服、裤子、鞋子,结束了我们的游击生活。这三年来的游击战争生活,正如黄道所说:“经历过人所未经过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尝过人所未尝过的咸酸苦辣的味道。”但,这是对一个革命者最好的考验。     

    文/章炳新

    (摘自《福建党史月刊》2007年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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