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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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顺昌县解放初期匪患与剿匪斗争概况
  • 2015-01-12 来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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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昌地处闽北偏西南,东与建瓯相连,北同建阳交界,西与将乐相依,南同南平、沙县接壤。境内山多林密草深,地形险峻复杂。战争时期,我县是邵顺建、南顺瓯与闽西北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区域。然而,解放初期,这些地区却成了反革命匪帮的藏身之地。

    194910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福州、厦门两大战役胜利后,剿匪斗争即由确保支前军运安全、重点消灭交通线股匪进而拉开了全面清剿的战幕。我县剿匪斗争亦于同期展开。从194910月至19525月,斗争历经近3个年头。在我县军民合力痛剿之下,共毙匪79人,伤124人,俘772人,投诚1566人,缴各种枪枝71支,子弹5666发,手榴弹25枚,反动证件、文件以及图书1069本,还缴获大批鸦片、砒霜等物资。一场牵动千家万户的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以最后剿灭我县最大的(亦为全省最大的)全璋琳股匪而宣告结束。

    一、紧急应变  苟延挣扎

    1949年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强渡长江,横扫土崩瓦解的蒋家王朝,全县解放指日可待。然而,妄想“光复大陆”卷土重来的将家王朝,制定了“打入敌后方机关,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工作方针,提出“长期埋伏,长期隐蔽”的行动口号,在败走福州、溃退厦门之际特派军统保密局高级负责人毛森到榕召集调查室人员开会,强调在我二地委所属区(当时指南平、古田、顺昌、沙县、尤溪)开辟第二战场。把大量特务留在我解放区,欲作困兽一斗,准备35年,侍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应变。同时,还决定组织“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成立以省军统头子王调勋为负责人的“福州军区”。在闽南、闽北、闽中、闽东、闽西全面大力地发展其反革命武装,并决定以南平、建瓯为闽北中心展开游击战争,在两地分设潜伏组织。

    按照既定的应变计划,我县以国民党最后一任县长吴承昌、军事科长黄忠贞为首,于19495月召集其党政军特人员员召开了应变会,组织了“应变委员会”,布置应变事宜。有计划、有准备地疏散文卷档案(建国前一大批档案资料下落不明),建立“敌后第二战场”,准备“脱掉皮鞋穿草鞋,上山打游击”,并成立东、南、西、北四个联防办事处。这样,这些死心踏地与人民敌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与社会的封建势力沆瀣一气,在很短的时间内苟合成本县(也是本省)最大的一股匪帮——以省军统头子王调勋为司令,省军统派驻顺昌的特务全璋琳为首的“福建省前线特击司令部”(以下简称“特击司令部”或“特击”),妄图垂死挣扎。

    二、土匪蜂起   梦求“光复”

    顺昌历史上匪患不断,尤其北部可谓无年不匪、无地不匪,人民深受匪患兵燹之苦。仅洋墩地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匪之大患不下数十次,一些村庄被劫、被烧得仅见断壁残垣,面目全非。

    顺昌解放后,过去的旧匪,无论是封建恶霸所掌握的,还是经济惯匪、散匪,均为了保护各自的利益,多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利诱与收买而投向国民党,也成了反革命武装的一部分。当时,我县境内大小股匪约21股,绝大部分目的常明确,即与新生的革命政权对抗,继续与人民为敌。举其大者:有活动于将(乐)顺(昌)间的以国民党县自卫总队及国民党散兵游勇为基础的黄忠贞股匪;以青帮为基础的活动于埔上、洋墩一带的林宝财股匪;以红帮为基础的活动于大干、谟武一带的吴兴生股匪;活动于邵、将、顺边境的袁大奇、陈阿环股匪;活动于谢屯一带的祖照明股匪;活动于五区以及顺、建、瓯交界处的张惠迪、吴登龙股匪;活动于延、顺边的叶成珍股匪等。

    然而,最大的一股,则是发迹于洋口的省军统特务派驻顺昌的上尉稽查员全樟琳股匪。全本人在福州接受军统的“应变计划”,返顺后又参加了顺昌的“应变会议,亲任北区联防办事处主任。1949525日上山为匪后,于71日在洋墩蔡坑山中纠集20余顽匪头组成“福建省前线特击司令部”,自封副司令兼参谋长,(省军统头子王调勋为“特击”司令)。凭着全匪特有的政治手腕,很快集本县大小股匪甚至外县的顽匪于“特击司令部”之中。至19503月,原国民党南平专署保安副司令胥澄治来顺与全匪密谋并召开了所谓的“部务会”,将“福建省前线特击司令部”改称“闽浙赣前线特击司令部”。王调勋仍为司令,全璋琳、胥澄冶为副司令,下设参谋、秘书、副官、军需、政训、医务、新闻、稽查、军法9个处,并设6个普通师,3个挺进师,4个特务团,10个普通团,3个联防办事处,8个交通联络站,6个前进指挥所,还辖有仁寿县、南平县、顺昌县、建瓯县、延建5个县政府(各县都委以匪县长)。该司令部设于我县九龙山区,活动涉及南平、建瓯、古田、沙县、将乐、建宁、泰宁、邵武、光泽、建阳、政和、松溪以及闽浙赣三省交界地区,匪徒多达万人。仅有姓名的匪特尉官以上大小头目就有1227名。

    该股匪不仅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同时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行动计划。19498月,“特击司令部”在建瓯梅歧乡谢墩池墩村后观音阁召开了有部属50余人参加的“军政大会”,重点讨论了如何应付解放军的围剿、筹备军粮、选择根据地、加强通讯等问题。会议决定以郭岩山为根据地,由建瓯以及仁寿两县政府负责征粮,除部分军需外,大部分运至郭岩山内屯积。解放军围剿时化整为零,而后再集零为整,实行夜行、远行、强行军。派专人负责电话机窃听南平、顺昌电话保持郭岩山与建瓯、南平的联系。拍电报与台湾联系,拟写反动传单等等。9月,“特击司令部”又发通令,通知各部“尽量扩充、严密组织、待命反攻、歼灭匪军”。全璋琳匪帮实质上是一个政治目的明确,组织系统庞大、行动计划完整的反革命武装指挥中心。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三、罪行累累    馨竹难书

    解放初期,在以全璋琳为首的反革命武装指挥中心的策划下,各股匪趁我政权初创,政工基础薄弱以及各地群众尚未觉悟之时,向我展开了全面攻势。他们袭我政权,杀我干部,时而集股公开活动,时而公散藏匿深山,行动诡密,手段残忍。所到之处,派粮派款,绑票勒索,烧杀劫淫,残害无辜。尤其趁我剿匪部队换防之际更是活动猖獗,真可谓馨竹难书累累罪行。其主要表现以上几个方面:

    1)袭我政权   杀我干部

    我县解放初期的头2年,新生的人民政权是股匪攻击的主要目标。当时,党的中心任务是征粮支前。1949715日,县大队副陈德魁带游击队配合二野某部的一个班进驻洋口筹粮。谢屯匪首祖照明(全匪“特击”第四大队长)从一游击队员口中得知这一消息,即大肆造谣说“游击队要向谢屯乡借粮3万斤,三天不缴连家中扫帚也要过三刀”,同时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70余人加入谢屯刀会进行集训。719日清晨7时许,匪首祖照明与谢屯刀会首祖期英、潘士林、吴良熙等带土匪、刀会徒200余人冲进洋口。我游击队与解放军战士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以死相拼,但终因寡不敌众24人惨死于敌人的刀、矛与乱枪之下。洋口盐仓、商会仓筹集的200担支前粮被洗劫一空。同年727日,潜逃将乐的国民党县政府军事科长黄忠贞(“特击”军事总指挥)和“特击”第十一大队长林宝财得知我县城没有正规部队,便纠集将乐、建宁、泰宁三县自卫总队共300余众,分从谟武、大干两路扑向县城。我公安队与县大队的战士们并肩作战,给敌人以有力的回击,整整打了6个小时,敌人丢下7具尸体仓惶败退。我俘匪50余人,缴枪百余支。县大队副连长林财备在战斗中不幸遇难。同年929日凌晨,全璋琳与黄忠贞俩匪又一次策划了集将(乐)、顺(昌)、邵(武)、南(平)等县土匪及大刀会徒2000余人同时攻打顺昌、洋口(与此同时还攻打南平的峡阳镇)的所谓“百里暴动”。这一仗,由于我有情报、有准备、有部署,在县委书记李森同志的指挥下,党政军民合力痛击,敌人死伤40余人,有的刀会徒甚至连面都未露即掉头逃跑,“百里暴动”土崩瓦解。1950612日,元坑地霸肖理文串通冯通云等郑坊大刀会首,勾结“特击”第八大队长吴兴生,率80余人偷袭我元坑区公所。当时,区里仅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吕文龙等4个北方干部携枪,其余的10余名区中队干部战士既没有枪又没有战斗经验,只有一些手榴弹。尽管如此,他们仍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展开顽强的战斗,整整坚持了4个小时,但最后仅几位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得以突围,其余12名战士惨死于匪刀会之手,就连13岁的小通讯员卢来福都不放过。

    2)烧杀劫淫  涂炭生灵

    全璋琳反革命匪帮从顺昌解放前夕至1952年覆灭,短短的3年中,坏事做尽,歹事干绝。尤其在全匪盘踞的五区,更是深受其害。据不完全统计,“特击”匪徒先后杀害干群约64人,烧毁民房数十间,奸淫妇女,强索银元,抢劫猪、牛、米(谷)、盐、衣、被等更是难以计数。如194971日,林宝财带匪徒30多人,闯进埔上关墩村,挨家抢劫,临走还抓走3人(强索100块大洋后将人放回)。19498月,埔上大布村农民吴德善被匪曹清仔绑架。5天后,吴的家人靠借、贷将100元大洋送与曹匪时,竟赎回一具尸体。194979日,林宝财、张惠迪等“特击”匪徒在洋墩乡杀害群众3人,抢耕牛12条,猪15头,棉被27床,稻谷2000斤,衣服350件。还抓去“羊牯”2人,勒索大洋750元,另派款800大洋,派粮(米)1万余斤。1949921日,匪林宝财于上洋烧毁房子3幢,宰大小猪15头,强派大洋300元。同年917日,“特击”五大队长冯昌发从洋墩抓走“羊牯”7人。六大队长张惠迪赶走耕牛2条,抓鸡鸭无数。1949年冬,“特击”副官毛凤翔率匪到五区桂溪宰猪、派款,抢耕牛8条,烧毁北溪、江元房屋数间。1949910月间,全匪先后派人杀害为我军带路剿匪的洋墩乡长叶其欢夫妇,洋源乡长孙世钧,三区小干村长谢金万,县公安局侦察员何从品的侄子和两个弟弟,就连靠近我政府的群众赖德生、许庆亮等人也不放过。19503月,“特击”第二大队长吴登龙向我政府投诚,不久,也遭全匪暗杀。1950年底,林宝财不但在大干杀人、放火、抢动,而且轮奸民女;在田溪强迫民女成婚。仅五区,民女遭奸污之事屡屡发生,百姓无不切齿痛恨。

    3伏击暗杀   伤我人员

    每当我剿匪力量不足或部队换防之时,匪之伏击、暗杀、伤我小股部队与政府工作人员的事件屡有发生。1949622日,解放军217511511营奉命解放顺昌,当部队途经元坑时,遭元坑地霸武装、国民党郑坊乡长李慎吾以及沙县大刀会的袭击,我军伤亡20余人。19499月间,“特击”股匪叶成珍于大历扩充武装,活动频繁。我县大队干部饶嗣春为避免群众上当受骗,特告假返大历做群众工作,不幸于1949103日,被“特击”一团副范延武杀害。19499月间,县委书记既文海到洋口检查工作,跟随他的通讯员在赶墟时被“特击”匪徒抢走随身的一支卡宾枪和一支驳克枪。事后,全匪还写匿名恐吓信,声言要摆战场与我们较量。19499月至12月,我三、五区委政府工作人员多次赴大干、仁寿,均于半途遭伏击而返回。12月间,我五区中队20余人从洋口领枪返仁寿,在洋源附近又遭伏击,区中队员王吉品被土枪击中牺牲。19504月,我县大队20余人出击三区剿匪途中,在雄鸡斗遭吴兴生股匪伏击。据当年资料记载,三区自1950428日至520日,此类伏击就有6次,严重地威胁着我军政人员的生命安全。在各区乡的解放军小股部队与政府工作队被袭击的事件之多便无法统计了。

    四、军民共剿    清除匪患

    解放初期,新华社发表了《肃清特务土匪、巩固革命秩序》的社论,指出“在解脱国民党暴政的压迫之后,特务、土匪便是人民当前最主要的最可恶的敌人,而肃清土匪、安定民生则成为各阶层共同的迫切的要求”。因此,肃清土匪便成为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

    为了安定社会巩固新生的政权,结束“匪患深重民无宁日”的局面,我县党政军民坚决贯彻福建省委“以剿匪为压倒一切的任务”的批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这场斗争大致分为4个阶段。

    1)我弱匪强  被动出击(1949.6——1949.10

    顺昌正式解放后,在217151团的配合下,地方游击队接收了县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府。但由于政权初建,群众工作尚未展开,各股土匪活动猖獗,使工作陷入于被动,加上我剿匪力量弱,对城内外反动势力不登底,因此,仅于顺、洋两地做些征粮支前等项工作。同年817日,南下干部50余人抵顺。他们初来乍地,地形不熟,语言不通,况且,城内三青团势力、洋口清帮势力较强,绝大部分区乡仍被全璋琳匪帮所控制。因此,工作仍限于顺、洋两处。郑坊、元坑、谟武虽表示接受领导却征不到粮。仅水南、上凤、余墩等地能做征粮工作。当时,顺洋两地常受匪袭击、骚扰,尤其洋口为甚。有时竟每日要乱一二次。人们曾这样形容洋口的混乱;只要街头有人传,即使是诈传“土匪来了”,全镇必大乱,街上店铺上门板的响声就象“炒豆子”。我县从解放到9月底,顺洋两地受攻击7次。曾一度连顺昌到洋口都无法通行,工作陷于被动。真是到了匪患不除,国无宁日,民无宁日的地步。

    1949929日,我党政军民合力粉碎了全璋琳匪帮的所谓“百里大暴动”狠狠打击了全匪的嚣张气焰,并乘势组织军政出击,以政治政势为主,配合以军事清剿,被动局面有所扭转。仅我公安干警就积极协同驻军出击吉舟、埔上、洋坊、蛟溪、大干、贵岭等地,并单独出击洋口至顺昌一线7次,先后捕匪85人,缴大米66包,以及其他物资若干。此后许多刀会纷纷解散,不少土匪走上了自新的道路。19491031日,“特击”匪吴兴生带37人,携长短枪24支,投向政府(后又反水上山)。另有“特击”匪指挥官高荣升,抗粮逃遁的谢屯保长谢耀祖,畏罪不归的顺昌民社党头子卢孝棋等人相继返归自新。据统计,这一阶段,我俘匪85人,毙伤5人,缴长短枪182支,投诚的土匪与刀会徒多达841人。自此,敌我形势开始转变,人心逐渐向我,局面开始好转。

    2)我强匪弱  主动出击(1949.11——1950.8

    这一阶段是我党政军民主动出击剿匪的阶段,也是剿匪斗争最为尖锐复杂的阶段。这一阶段,由于我认真执行“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结合的剿匪方针,坚决贯彻“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政策,使群众性的剿匪运动得以普遍展开。

    194911月,28军一个师政治部主任带2个团的兵力进驻顺昌并开始剿匪。仅两个月,全县即俘匪160人,投诚自新者215人,缴长短枪324支,子弹2700余发。我三、四、五区政府也于194912月至19501月间相继驻下。19502月前后,县委成立了专门的“剿匪指挥部”,设立了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的“情报委员会”。此外,县区召开了各种会议,广泛发动群众、积极投入剿匪斗争开展减租、反霸运动。尤其于19505月间,我剿匪部队打垮了全匪璋琳的首脑机关——“特击司令部”,打死副司令胥澄冶,打伤全璋琳,使我县剿匪斗争进一步得到发展。至19508月底,共俘匪516人,瓦解449人,毙伤69人,缴长短枪525支,机枪6挺,子弹3764发。此时,我县民兵自卫队发展到1020人。1950910月间,县区召开的民兵代表会的材料就反映了这一阶段的剿匪斗争:

    195021日,三区干山民兵配合部队到谢屯伏击土匪,埋伏了一天一夜,没吃一点东西,终于生擒土匪3个,抢回3条耕牛。干山民兵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共配合部队剿匪8次,自己出发多次,从未来落空,共俘匪36人,缴步枪2支,短枪3支,冲锋枪2支。19502月,洋口派出所干部战士配合部队一个排驻扎黄墩剿匪,在10天的时间赶时里,他们张贴布告、发动群众,并动员匪属写信索夫叫子。当时正值大雪封山,刘木生股匪终于坚持不住,于春节前带匪17人携武器下山自新。春节后,盘踞溪源的匪首黄利利,也带匪13人到洋口派出所投诚。19503月间,我党政军3次出击三区,将梁隆贵股匪全歼,并瓦解匪中队长陈崇华等15人,不久,匪分队长陈永生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带17人投诚。同年521日,二区民兵配合部队歼灭股匪吴兴生,毙匪3名,俘12名,缴机枪1挺,长短枪11支。原县委宣传部长苏里、三区委书记李增福回忆了当年军民合捣林宝财股匪老巢的经过:“19504月上旬,我们接三区群众情报:林宝财股匪于九龙山扎营,并常在河墩、沙口、庵山峡、路马头等村抢劫。县委当即做出决定,由苏里和李增福、徐松根、武师发、王月则等率剿匪部队,出期不意奔袭九龙山。4月上旬的一天,我们和部队的教导员带剿匪部队一个连,夜行60里,于次日拂晓按计划首先包围了河墩村,结果扑了个空。为进一步了解匪情,我们夜宿土丰。也巧,当晚即得密报并捕获了林匪手下的一个小土匪。第3天,小土匪即带我们直奔九龙山。正当部队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爬时,放哨的土匪鸣枪报了警,转而向我开枪。一位解放军战士中弹牺牲了。部队的机枪、六0炮吼叫了,战士们冲了上去。然而,林宝财虽未抓到,但他所吹嘘的“解放军用几个月时间也难找到的老巢却被我们捣毁了,还抓了3个土匪,牵回了被林匪抢走的10多条耕牛。

    这一阶段的剿匪斗争虽取得较大进展,但也遭受不少损失。如19503月底剿匪部队250因另有任务调离我县,而接防部队又未能很快到达。各区部队虽有30余人,但武器不好,又没有战斗经验。因此,县委考虑再三,将三、五两区全体工作人员撤回。果然,他们刚撤,林宝财、吴兴生股匪即到了大干。他们大肆造谣:“解放军失败了,福州被炸了…”等等。林匪一边口称“这次到大干是保护群众的”,一边却洗劫三区中队员吴三奴、天三榕两家。并在府墩保、路墩头抢了21户、耕牛11条,抓去靠近我政府的农民赖德生、许庆亮等2人。吴匪兴生在小干村杀人,抓人,还轮奸了一个18岁的女孩。事后,林宝财又闯入河墩村,软硬兼施,强制征匪98人,枪58支。在五区,当我全体区干刚撤离仁寿时,股匪廖平己闯入仁寿,一把火烧毁了区公所,并杀我区干部家属和积极分子,强奸区中队员家属,还恐吓群众,散布谣言,说什么“大战要爆发,蒋介石要反攻,解放军不会再来了”等等。在四区,地霸肖理文勾结匪吴兴生偷袭区公所,杀区干12人。仅19504月到6月,我军政人员遭伏击达13次之多。此间,匪由小股合为大股,由分散而集中,活动更加猖獗。致使三、五两区征粮中断,二区减租停止,不少己自新回家务农的人再度上山为匪。元坑、郑坊、溪源刀一度又起,近10个村又一次组织了大刀会,会徒达300余人。据不完全正确统计,1950年元月,我县残匪仅14264人,长短枪209支,机枪2挺,冲锋枪4支。而同年7月,全县大小股匪竟又发展到21535人,机枪5挺,冲锋枪5支,长短枪361支,子弹1580发。

    3)重点清剿   铲除匪根(1950.9——1950.11

    19508月下旬,剿匪部队287团经短期(10天)动员与准备,于9月开始了大规模、重点的清剿。在军分区首长的亲自指挥下,我剿匪部队以“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经济包围”四者结合,布下天罗地网,日夜清剿。各股匪预感未日来临,即仓惶化整为零,潜入深山,有的甚至一时间内消声慝迹,企图与我周旋。但经过减租反霸斗争提高了觉悟的群众,绝大部分投入这场剿匪斗争,甚至连匪属也主动索夫叫子。因此,匪内部日益动摇,矛盾日深,向我投诚者日众。有的顽匪头拒降,则被手下毙之。如林宝财自九龙山老巢被捣,曾一度于埔上河墩发展其势力,其时内部己开始分化。19509月,我2874连首先争取了林匪部下肖何金、陈辉政两个中队长,并利用其做林匪的工作。然而,林匪顽固不化,坚持反动立场,甚至对自新者以“军法从事”来阻止众匪下山投降。不少忍饥挨饿的土匪暗中哭泣,军心焕散,结果林宝财在沙口附近的罗坑被手下击毙。19509月至11月,我剿匪部队287288两团先后俘“特击”顺延指挥官、县长杨九皋,“特击”一师一团副团长王立仁,“特击”五大队长冯昌发。泰宁县民众自卫总队上校团长王世钧经我288团一个营2昼夜合剿亦于六区三十六窠被捕获。在重点清剿斗争中,各区民兵也各显身手:二区际宾村民兵40余人配合部队出发6次,毙匪2名,俘寿宁帮匪12名,并单独出发搜山3次,缴枪2支。三区民兵配合部队进深山剿匪14天,每日搜山清剿,对匪属展开攻势,动员匪大队长饶开章手下14名土匪自新。民兵队长廖子龙和部队搜匪至宝山×处,被匪发觉,廖带头冲上匪茅厂,救出“肉票”4人。三区饶家山民兵饶得求带2名民兵,用砍柴刀活捉土匪2名。四区洋坊村民兵不仅多次配合部队剿匪,而且积极向群众宣传剿匪政策,并成立了村联防小组,白天生产,晚上剿匪。五区三街民兵配合部队剿匪5次,并积极开展政治攻势,给土匪以出路,使尤溪帮6个土匪自新,还缴获长枪5支,手榴弹1个。

    3个月重点清剿(19509月、10月、11月),我县军民共俘匪882名(其中部队俘650名,民兵俘232名)缴轻机枪10挺,长短枪271支,子弹4000余发,烧土匪茅厂40余个。5个区的民兵配合部队剿匪72次,单独出发34次。至此,全县仅余7股残匪,人不足150人,枪不足130支。

    4)搜剿残匪  清除匪患(1950.12——1952.5

    这一阶段,我剿匪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形成群众性的搜剿散匪、残匪及匪特之运动。1951年,分区又决定以287团警卫连一个排,分区独立9营一个排,分区侦察班以及将乐五区、邵武三区、七区中队组织联合会剿区,消灭散匪。同年,我县为配合剿匪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反”三大运动,进一步把剿匪斗争推向高潮,1951411日,287团驻顺昌剿匪部队在顺、沙两县大队的密切配合下,于顺沙边界击毙匪首钟金宝、蔡良辉,活捉匪首黄桂生,另歼匪9人,缴长短枪6支。同年5月,部队在我三区60余民兵配合下,又于邵顺边击毙隐藏了半年之久的匪首梁隆贵,俘匪1名,瓦解中队长1名,匪徒2名,缴长枪5支。1951910月间,分区独立9营×排在五区民兵的配合下,先后追剿活动于邵顺建边的袁大奇、陈吓焕股匪,捕获7名,瓦解12名。195112月,“特击”参谋兼交通站站长吴细老,营长徐步尧,情报总站站长吴义三。情报通讯站站长黄希仁、程宝财等38名残匪于五、六区相继落网。仅至1951年底,我共俘匪106名,缴长短枪47支,手榴弹12枚,子弹238发。

    尽管剿匪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人们却时刻也忘不了带给人民深重灾难的“特击”头子全璋琳。这个十恶不赦的罪人,自19505月“特击司令部”于关墩附近被打垮之后,他逃至五区冯昌发匪处。1950915日,冯昌发被捕,“特击”第五大队全部向仁寿解放军投诚。不久,全匪在三区苦竹际大山中得知洪喜发亦被捕时,深感大势己去。于是潜藏五区玉屏际附近山中。19512月间,我人民政府开始在城乡毙匪,全匪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带着5个亲信(全的2个兄弟及内亲徐天养、副官毛凤翔)钻进六区三十六窠潜伏,然而食物来源尽绝,仅靠夜间用自制假枪到田间摘谷,或在附近村庄的水碓里偷米度日。可以说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1952419日晚,五区蔡坑匪首徐天养家中发生了粮食被窃案。这一案件引起了驻蔡坑村的清剿小组的注意。经细致研究之后,对徐家属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党的剿匪政策的感召下,徐匪天养的弟弟在徐匪与樟有再次下山偷米之时,报告了清剿小组,俩匪被俘后,徐供出了全璋琳等匪的藏身地点,并答应双喜书记带一支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和区干队员、民兵以及武装班战士组成142人的清剿大队,合剿全璋琳。夜,伸手不见指。剿匪大队按规定不打手电,不交谈,急速前进。五区委书记张双喜亲自押着徐匪洋口派出所张德德、郑圣久、六区委书记姜明则等人走在最前面。一夜急行25里,他们绕过土匪的“竹狗”信号、陷井、堆木等防御设施,于次日凌晨到达三十六窠全匪所在地。当六区委书记姜明则和张德德、郑圣久等人扑进全匪住的小茅房时,正煮饭的全匪璋武还未弄清怎么回事,姜明则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全璋琳,一个打虎之势骑在全璋琳身上。张德德一脚踩住副官毛凤翔的头。全璋武被冲进房的民兵扭得变了形。整个战斗迅速、果断、一枪未发。至此,全璋琳苦心经营的“特击司令部”宣告土崩瓦解。顺昌剿匪斗争终以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我共毙匪79人,伤124人,俘772人,投诚1566人,缴各种枪枝717支,子弹5666发,手榴弹25枚,还有反动证件、图书1069本以及大量鸦片、砒霜等物资。

    五、胜利之余  反思得失

    全璋琳落网了。这消息象长了翅膀飞快地传遍了顺昌的每个角落。人民沸腾了,张张控诉书如雪片似地汇集于人民政府:“尽快枪决全璋琳!”“千刀万剐全璋琳!”。这呼声来自顺昌的各个角落,这呼声代表了顺昌人民的心声。尤其在匪患的重灾区,张张诉状历数无数全匪的罪行,字字句句满含匪患灾区人民的血泪…

    19533月,经省人民法院南平分院审理,全匪璋琳被处极刑,正法顺昌洋口。

    一场牵动千家万户的剿匪斗争终于结束了,社会安定了,新生的人民政府政权巩固了,人民从此无后顾之忧了。他们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新生活的建设中去了,然而,这场伟大的斗争却使人久久难以忘却。它经历了一个艰苦、曲折的过程,既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1) 加强领导,执行政策,是剿匪斗争胜利的保证。

    我县剿匪斗争一开始,就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县委为贯彻中央、华东局以及省委、省军区党委的一系列剿匪批示,曾多次召开专门的会议,研究剿匪工作,发出剿匪批示。如剿匪初期(194989月间),县委专门组织了一个由各机关派员参加的联合办公室,县委书记李森兼任办公室主任,公安局长李晋湘任副主任,专门从事匪情的收集研究工作。1950210日,剿匪部队的负责同志参加了当地党委,一个由党政军民联合组成的县剿匪指挥部宣告成立。此后,剿匪斗争即在剿匪指挥部的直接领导下展开。“指挥部”在剿匪思想、剿匪政策、剿匪任务以及剿匪过程中各组织的配合等问题上都有明确的批示。此外,“指挥部”还召开各种会议,及时研究解决剿匪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从而保证了剿匪斗争顺利开展。在剿匪中,“指挥部”认真贯彻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的剿匪方针和“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政策,主动出击剿匪,大胆展开政治攻势,召开各种会议。如:村民会、村干会、伪保长会、伪甲长会、匪属会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依靠群众(特别是村干和群众代表),通过他们达到(或造成)一种强大的群众性的劝匪、剿匪运动。同时,果断地利用自新土匪,掌握其社会关系,利用其内部矛盾,教育匪立功受奖。如287团在剿匪工作展开后,先后召开各种会议47次,即密切了军民关系,又解决了情报来源。24连在河墩争取匪中队长肖何金、陈辉政并大胆逆用以至最后消灭林宝财股匪,就是最好的例证。

    当然,县委在剿匪初期,在掌握“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原则上,曾一度发生过宽大无边的偏差,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如19491031日,“特击”股匪吴兴生下山投诚,县委对首恶吴兴生不但不“必办”,而且不分罪恶大小对匪一律以客相待,甚至编入我解放军。而吴兴生股匪则利用我之宽大,再度上山与我政权为敌,并于1950612日攻打我元坑区公所,杀害我区干和区中队员12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群众为此顾虑增多,不敢向我靠拢。他们反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人民政府讲宽大。”元坑流血事件发生后,县委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很快进行了纠正。

    2广泛开展情报工作,是剿匪斗争胜利的关键。

     19498月,南下干部抵顺后,顺昌匪情特别严重状况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因此,县委书记李森同志组建了一个“联合办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实际上就是一个情况办公机构。它在我县第一阶段军政出击剿匪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如1949929日,匪“特击司令部”组织所谓的“百里暴动”之所以失败告终,这与事前的匪情分析和928日得到情报而早作准备是分不开的。19503月,328250团换防离顺后,县委又设立专门的“情报委员会”,各区设情报站。当时由于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加上部队换防时匪焰大嚣,因此情报来源不多。19504月中旬,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群众性的情报工作又能逐渐展开。19509月,重点清剿开始时,“情委会”又进行了整顿。由县公安局长李晋湘兼任主任,287团白参谋长任副主任。来自各机关、部队的9人为委员,并从委员中专门指定了1名专职秘书。各区还配有兼职干部,各村干部兼情报员,群众中设情报小组,仁帮区还特别成立了288团某部为主的“情委会分会”。据不完全统计,县“情委会”设情报交通站4个,25人。四、五、六区共建立情报小组42个,156人,做到3天一报。二、四两区还做到每日有报。不仅如此,“情委会”还在土匪中建立了17个情报联系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情报网络。此时,适逢减租工作深入开展,群众生活初步得以改善,我剿匪斗争捷报频传,因此,群众性情报工作更加积极、活跃,甚至连被放回务农的土匪适墟都给部队送情报、带路。总之,这个情报网络为配合剿匪斗争,特别是从重点清剿开始,直到最后捕获匪首全璋琳,每一次的出击,每一次的清剿,几乎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此外,它为上级领导机关及时了解匪情与土匪的活动规律,以及研究正确的剿匪战略战术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3群众性防匪自卫,是加速剿匪斗争胜利的重要环节。

         为巩固军事围剿的成果,彻底消灭土匪,在军事围剿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性的防匪自卫,是加速剿匪斗争胜利的重要一环。19503月,上级党委向全区推广了建阳将口镇群众性防匪自卫经验。当时,我县民兵组织初建。随着我县剿匪斗争的发展,特别是19509月重点清剿开展之后,群众性防匪自卫运较为普遍展开。如四区、每村建立了以农会会员为主的民兵防匪队伍,起用了土炮、予、刀和土铳,并组织了村与村之间的联防,一旦有匪,互相支援。1950423日,吴匪兴生带百余匪徒到谟武与大干相邻的上际、罗坊一带活动,却始终未敢也无法进村。五区江墩、溪源两地全村动员防匪自卫,他们白天由青年务农,老幼守炮楼,晚组织青年守口巡夜。廖平股匪多次去江墩,均被土枪土炮打跑。19508月间,匪杨子民到吉舟派款150大洋,米1500斤。我吉舟民兵不予理睬,并将武装民兵集中守夜。一连2个晚上,匪杨子民等20来人几次攻击都被打垮,吉舟民兵俘4名土匪,不定期挖出了村里的3名匪,缴步枪2支、子弹35发。同年87日晚12点,匪10余人到水南西坑小村抢劫,并抓去3名妇女。水南乡民兵得此消息,立即集中30余人,追了20余里,将人、物追回。同月,匪林亚光带20余匪徒到儡傀村抢劫并强派款300银元。民兵队长钟洪全一面派人与土匪接头,一面安排民兵打伏击。第二天,匪果然派人来取款,结果被民兵当场抓住一个。当得知城内有2条匪船在码头索款,我儡傀村民兵直奔城区报告,匪闻风而逃。三区干山村是防匪自卫最好的一个村,民兵在自己村边建碉堡、围墙,集中全村所有土枪、土炮、予、刀、白天放哨、晚上守道口。不仅保卫了村子、保卫了生产,而且还主动配合部队出击数十次。

    总之,地方防匪自卫运动的普遍开展,更使残(散)匪无路可走、无粮可取、无款可派,甚至无衣可穿,还得处处挨打。因此,藏匿深山之土匪在强大的军事打击下,或坐以待毙,或投诚自新。匪首全璋琳就是这样覆灭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据资料载,全璋琳被捕时,下身仅穿一条绿色妇女裤。

    剿匪斗争胜利至今己整整37个年头。许多老同志回忆起这段历史时,那神情,那声音,仿佛又回到当年那如火如荼的岁月之中。是啊,这场斗争在人们心里铸起了两块碑:

    头一块碑刻的是:“千秋伟业人铸,唯有人民子弟兵”,这块碑是人民为解放军所铸;

    第二块碑刻的是:“剿灭土匪,功在人民,从此人民江山万”,这块碑是解放军为人民所铸。

    文/陈光裕

    (摘自一九九七年《顺昌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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