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阳历史网

当前位置:首页 > 区县 > 建阳 > 史事纵横 > 正文
  • 活跃的闽北地下交通线
  • 2015-01-26 来源: 作者:
  •  

    我是一九四一年底到闽北来的。当时,省委在邵武的樟树源,不久搬到谢坑。电台和警卫班也搬下来了。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在闽浙赣三省边境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对闽北根据地、游击区发动了三次军事围攻,省委为了加强农村和城市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基本地区工作委员会,由左丰美、汪林兴、王文波、王一平等四位同志负责,曾镜冰同志亲自抓城市工作。为了恢复、加强省委与城市、闽中的联系,曾镜冰同志叫我负责政治交通工作。一九三九年前后,粘文华同志已经在邵武、建阳、建瓯、南平的运输工人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教育,宣传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战争的意义,取得了工人的广泛支持,在工人中发展了党员,建立了许多联络点,如邵武运输工人郭文泉,水北街××××,邵武交通旅社×××;麻沙理发店的柯金莺,麻沙师范学校;建阳运输公司的黄仙、黄河楼(被捕后到建瓯),刘皆的;建瓯运输工人梁炳昭、桥头饭店的黄河楼;南平运输公司的张祖莹、丁之隐、蔡太阳、辜文德、林荣东,汽车站长方伟,中南保险公司的蒋伯明,住在明翠阁的陈天申,河东粮食仓库的辜仲剑,南平街上的瓯约翰诊所,贸易公司的陈白,他们的家都是我们的落脚点,都是我们的交通站。为了取得合法的身份,省委还给我一批资金,在麻沙跟人合伙开了一个粉干厂,在建阳以三千元跟人合伙买汽车,当老板、做生意。在建阳辰前,章志廉同志跟林逢春同志合伙搞了一个木炭厂,这也是一个站。当时,交通员的任务有三项:一是传达上级指示和向省委送情报。由于地下工作,有的文件不能带,政治交通员就必须背熟文件的原文,记在头脑里,口头传达;二是保证省委同志和城市工作同志往来的畅通,当时经常要输送城市知识分子上山学习;三是为省委机关购买所需要的物资、禁运品,如电台用的电池、石英、零件和药品,生活用品等。

    皖南事变后,党中央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应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东南分局有两点指示:一是城市工作,城市党组织继续保留,但不过组织生活,不发展党员,广泛交朋友,做统一战线工作;二是党员被捕,如未暴露党员身份,可以跟群众假自新。省委还加了几条,即假自新不能破坏组织,不能出卖同志,不能登报骂共产党;同时,还规定假自新政策不适用特委以上干部。我接受传达上述指示的任务后,就化装成莆田农民或是跑单帮、做生意的,到邵武向协和大学的党员、到南平向粘立华同志、到大田向黄  禹同志传达。

    在这几年里,省委抓紧在战斗的空隙,轮训了一批干部,五期共三百余人,在崇安的武夷山,在建阳的太阳山、井窠着重组织城市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辨证法,党的基本知识和有关政策、方针。由于当时秘密工作的特殊性,特别是在太阳山那一期,上山来的同志,都是用代号,不能叫姓名,在一起开会还要戴面罩,不能相认。虽然环境很艰苦、学习条件很差,但是大家学习劲头都很大,积极性高。当时在白区,要看到党的文件是很困难的,所以,一旦上山来学习,大家都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因此,生活过得既紧张又愉快。

    记得大约是一九四二年的五月间,曾镜冰同志要到南平、福州、闽中巡视工作,先由警卫班送他和孙竹云同志到邵武故县,再由我护送他们到建阳、建瓯、南平、福州。在福州,我们是住在旅馆里。傍晓时分,国民党的宪兵队来检查了,当时情况很紧张,我们三人出来的时候,我身穿旗袍,身份是曾的母亲,他们是我的儿子、媳妇。可是曾是海南岛人,孙是常熟人,而我是莆田人,三人口音都不对,特别是母子口音不对,被发现,就暴露了问题。这时,我只好装病,身体不舒服,不讲话,由曾镜冰同志沉着机智地对付,好在当时地下党都给我们准备各种证件,总算危险过去了。第二天,我们立即转移,他们夫妇搬到地下党员林立同志家,我就搬到下杭路莆田人开的小客栈去。当时,闽中特委在永泰(孙竹云同志留在福州)。虽然我们是护送,我和他们两人同车同路都装作不互不认识,只是暗中互相照应,保证曾的安全。到了永泰,找到特委机关的秘密地点,但特委机关已经不在了。我们真感到意外和不安,只好由林立同志护送曾回福州,我留下来继续寻找。经过多方查询,向老区群众了解,他们告诉我说,可能搬到“红菰仑”(郭永星同志的家乡)去了。我这时化装成农民,穿草鞋戴斗笠,翻山越岭,终于找到李铁同志。我把他带到福州见曾镜冰同志。七月份,任务完成后,我们回到南平,曾镜冰夫妇到顺昌仁寿,由预先得到通知在那里等候的张翼同志接回省委机关,我就留在南平工作。

    一九四三年,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为了配合全国第三次反共高潮,以顾祝同部署钱东亮为总指挥,在建阳建立所谓“闽北绥靖指挥部”以三个正规团的兵力,加以地方反动武装和壮丁队,重点围攻当时省委机关所在地建阳以及建松政地区。这次围攻,是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最为残酷的一次。就在这样的时期,省委和中央的联系中断了,曾镜冰同志为了寻找上级党,计划从海路去上海,但到了莆田,才知道,沿海已被日寇控制,无法通行。同时,为了避开敌人的正面进攻,保存力量,打算把省委机关由建阳搬到仙游、永泰边境的青溪。于是,曾通知我回闽北,转告左丰美、王一平同志。大约是这年的十月间,我到邵武郭文泉同志家,找到了粘文华同志,粘把地下党员刘静贞同志报告的庄征同志被捕、假自新的情况告诉我。敌人企图通过庄征,诱骗曾镜冰同志下山、把省委一网打尽,情况十分突然而危急,而我又因产后得后遗症,血崩发烧,但事不容缓,我只好日夜兼程,赶回闽中,向省委汇报。曾镜冰同志当即指示,庄征认识的闽北党员立即撤退,同时将计就计,通知庄征上山并带几个特务上来,以便杀掉。庄征在左丰美、王一平同志的监护下到省委,决定对其进行审查。一九四六年,曾镜冰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后,经中央肯定,表扬福建党有“三大创造”:武装退却;合法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反特斗争(即指以假自新破坏敌人的自新政策)。

    闽北几个县的运输工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立下功劳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党输送干部,传递文件,购买禁运物资,甚至电台零件,子弹。有一次,孙竹云、刘静贞同志从省委机关下山,因为敌人封锁很紧,经常躲躲闪闪,身上穿的旗袍以及脸部手脚都刮破了,这种形态,如出现在公路、街道上,立即会被敌人逮捕。汽车工人就把她们偷偷带走,使他们安全到达建阳县城。汽车工人的家,也就是我们地下党同志的家。这些同志,有的是党员,有的不是党员,但他们待我们如亲兄弟姐妹,他们把党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如今,他们中有些人已经牺牲了,有些人已经作古,但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回顾几十年的战斗历程,我们深深体会到,我们党之所以能取得成就,就是由于她是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是由于她制定的路线的正确,是由于她紧密地依靠群众,党的事业的任何成就,都是集体智慧的胜利,群众力量的胜利。当然我们走的是一条曲折、艰难的道路,我们有过错误,受过挫折。我们这些人,在地下斗争年代,执行了“左”的错误路线,伤害过一些好同志,造成严重后果,至今想起来还感到痛心和有愧。虽然,我们受过“左”的创伤,但是,我们要正确对待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目前,社会上出现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右的倾向,这是十分错误的。我们这些过来人,最知道坚持党领导的重大意义。在地下斗争时期,我们一旦失去与中央的联系,我们就会感到迷惘,就会失去战斗的力量,我们就会急切地不惜任何代价地千里迢迢地派人到外地寻找党。当我们的电台坏了,一时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我们就会感到孤立无援;当我们听到中央的呼唤,我们就会象婴儿听到母亲声音一样,感到温暖,幸福。这次在建瓯,我们这些人在一起照了一张相,谁说了一句这是“全家乐”,这句话是很有意义的。党组织、革命大家庭,才是革命者的真正乐园。

    文/苏华(摘自中共建阳地委党史办公室、建阳地区文化局合编的《战斗在闽北》)

     

友情链接:

版权所有: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史部门,技术支持:东南网
联系电话:87874966 邮箱:zgfjlsw@126.com


福建党史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