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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闽北革命斗争的回忆
  • 2015-01-09 来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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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我还未去闽北分区,听到说:黄道同志到闽北后,在党的建设上比较突出,他未去以前,地方主义、小宗派,干部中勾心斗角很多,内部混乱,五十五团、五十七团相互斗来斗去,还有赣东北去的一批干部和原来闽北的一批干部闹不团结,我听黄道同志讲:这段为解决内部团结问题做了很多工作,花了很多时间,有许多笑话,农民暴动刚搞起,有许多人好象土皇帝,黄道同志把党的建设引上正轨。第二件事情,占了崇安城以后,即进行土地改革。第三件事情,部队编成一个独立师,师长黄立贵,也比较正规,以后编入中央红军,成为五十八团。

    同时,黄道同志去闽北之后,正规起来,由赣东北调了一些人来,整顿了一下,当时土改,赣东北搞得好一些,闽北也可能搞得好一些,因其有基础,在土改以前暴动时搞抗捐抗税,群众有过发动。闽赣省土改搞得粗糙,即部队到一个乡村开了一个会就分了土地,没有群众基础,所以后来站不住,而闽北站得住,政策上如现在这样土改是不可能的,因当时没有经验。

    闽赣省是在敌人五次“围剿”之前的一九三三年成立的,省委书记顾作霖、苏维埃主席开始时是邵式平,宣传部长黄道、组织部长刘炳龙,团省委书记刘邦华,省委委员有顾作霖、邵式平、黄道、刘炳龙、刘邦华,肖劲光、好像方志纯也是一个。其他我不清楚,我是团的宣传部长不是书记,后来闽赣省委怎么变动我不清楚,敌人进攻时我们就分散了,黄道同志就带代表团到抚东地区,听说后来有许多变动,当时团组织与现在不一样,党的会议团一定派代表参加,刘邦华不在时就我去,经常见到的是这几个人。

    我是三三年底到光泽,三四年一月到闽北崇安的,原来的闽赣省委本来只黎川、资溪、贵溪、建宁、泰宁、光泽等六个县委。闽北崇安这边叫分区委,原属于闽浙赣省委,以后解放了黎川、资溪、贵溪、建宁、泰宁、光泽等地区成立闽赣省委后,也把闽北分区委划归闽赣省委。到反“五次围剿”之后,红军向建宁这边撤退,(原省委在黎川)成立了抚东分区,司令员是郭如岳、政治委员黄道、当时省委是叫代表团,黄道同志当代表团书记,曾昭铭、吴华有和我等组成。主要在光泽、资溪、黎川、贵溪等地活动,当时任务是:坚持二、三个月等待主力红军的反攻。以后主力红军撤退之后,敌人在那里力量较大,当时那里因未经过地下工作,红军占领后虽分过田,但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所以在敌人进攻下,没有群众基础,同群众关系未搞好,坚持游击战争感到困难。黄道同志是闽北分区委书记,后调闽赣省委宣传部长,对闽北情况是熟悉的,所以他打了电报请示中央,意思是背靠闽北、邵、光,在闽北坚持活动。中央以后回电同意我们这个意见,在那一带不好活动就不勉强,同时要我们抚东分区和闽北分区合并。

    一九三四年黄道同志由闽赣省回闽北分区委后解决了几个问题:一是当时闽北分区委对城市估计看法有错误,黄道同志回去后,对那种错误估计有改变。因当时有这样一个错误估计:即国民党占领崇安主要是对付闽北十九路军,不是对付我们。这个估计是错误的,不能从阶级斗争来分析当时的形势,从敌我矛盾来分析当时的形势,在那样的估计下,所以闽北党当时有些麻痹,不紧张,敌人住崇安,我们住大安,好象太平无事。这点,黄道同志回去起到很大作用,改变了这种错误的形势估计后,所以,那一段的工作主要来讲是指三个事情:一个叫查田运动,即分了土地以后,根据中央指示查田查阶级,即对过去漏划的地主和田分得不彻底的,重新查田查阶级,这个工作,当时好象是有了一些成绩(那时我在搞团的工作,未详细搞这个工作),查出一些漏划地主,纠正分田不彻底的,这对发动群众对敌斗争和鼓舞群众斗志是起了作用的。第二个,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进行扩大红军,是有成绩的,那一年当中扩大了一千多人,所以那时的部队如独立团由原来的三、四个连扩大到一千多人,五十八团本来也不充实,也有些补充,还有各县的独立营,游击队都扩大了一些,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敌人占领大安街,好象整个部队有二千多人,还有五十五团一个营(跟黄道同志来的,是中央留在后方失掉联系的)也跟到闽北,也补充了一些,后接中央电报,回到中央去了。第三个,黄立贵到建松政开辟新的地区创立新的苏区,并分了田。

    黄道同志重返闽北的一九三四年主要是搞上述三个工作,其他工作不突出。突出的主要是这三个工作。黄道同志回去闽北,开展工作是有作用的,我们现在来讲,如果他不去,问题还要多。如李德胜叛变,黄富武更要困难(黄富武原是闽北分区委团的书记,黄道去闽赣省、分区委书记是肖韶同志,肖韶调走后黄富武即为书记)。

    至于“耕者有其田”那回事(薛子正信中所说的是正确的),因我当时不是省委,我是团省委,有时参加省委会议,有时未参加,所以不很清楚,黄道去闽赣省以后,闽北分区委是肖韶书记,邹琦是司令员(薛子正调走不久),“耕者有其田”恐怕有出过一个布告,情况记不清楚,不过有一个问题,当时这股风是有的,是属于左倾路线,是“反对罗明路线”,“反对右倾”,但当时整个闽北是否就那样严重,没有几个月时间,把主要干部一下撤掉,我感觉是一个问题。当时受左倾路线的影响肯定是有的(从闽赣省委来讲),“耕者有其田”,如果在白区作宣传是可以,在白区与在苏区是二回事,那时听到说不光是白区事情。实际当时闽赣省委做工作的是顾作霖,黄道、邵式平,顾作霖原是团中央书记,以后牺牲了,他本来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决议上未写到他,他对左倾路线是有影响的,他未到过苏联,是搞地下工作的,从下面搞起来的,因他搞的是团的工作,当时搞闽赣省委很吃力。

    闽北分区委改组后,肖韶、邹琦好像都调到中央苏区去了。

    敌人未发动五次“围剿”前我们住在崇安,当时蒋介石集中主要兵力围攻十九路军,以后十九路军被消灭,又将兵力向我们压下来,我们退出崇安,在大安住了一年,敌人未进攻。

    闽北大安街成为闽北首府时,从政治上讲,银行、合作社,各种组织都有,有一条与中央苏区不一样,与赣东北是一样的,是好的一条,即白区有工作,有秘密组织,所以国民党无法封锁住我们,所以在大安街当时不觉得有困难,中央苏区当时盐、布、鞋子、胶鞋、手电、西药等物资有困难,闽北由于白区工作搞好,敌人封锁不了,所以群众生活不感觉到有困难。第二,我们粮食很多以外,纸茶这类东西比较多,可以想办法偷运出去,所以当时副业生产还能出口,用钱花钱不感到困难。一般的从分田以后,我们可以感到的一点,即本地干部的一般都比较有钱,外来要比较苦一些,这可以反映一般的群众生活,粮食是有多余的,加上土纸茶叶有出口,群众生活好,在农民家里吃饭,猪肉、豆腐、鳅干、鸡蛋是不难拿出的,购买东西也不困难。这是从现象上来看,究竟如何搞,说不出来,总是土改后生活情况好,这与中央苏区江西情况比较(我一九三一年在江西)差不了多少,有的还好一些。

    从文化上讲,当时村里普遍有识字班,乡里有小学,在大安街有个工农剧社,有党校、军分校、教导队、红色医院、女子工厂、造币厂、修械厂、印刷厂、红色饭店、无线电队,报纸有“红色闽北”,党有“党的建设”,团有“青年与战争”军分区也出了“×××”,还有“反帝大同盟”,其中三种还是四种是铅印的其它是油印的,因此当时大安街的规模不会比解放后的小县城如松溪、政和弱。

    当时的交通工具是马,县部长以上的干部都有一匹马。

    那一段环境还是有利的,不过从现在看当时对如何应付敌人围剿事先准备不够,认为敌人不会有大的围剿,结果敌人向我大围剿后而采用碉堡硬守,敌人占住四渡桥;我们则退守五渡桥,这样相持了一年时间。在江西方面也是这样,我们县委住在紫溪镇,敌人则住在离紫溪镇十几里路外,各筑堡垒,我们使用丝炮不让敌人出来,也维持了一年,后来在一九三四年底和一九三五年一月敌人增派独立四十五旅住崇安,差不多全旅出动来打我们碉堡,而我们只用一排人坚守,打了十多天,敌人看攻不下来弄炮来轰,这样就不行了,无法再守。中央在事先也有来指示说万一不行的话(无法坚守崇安)可以用建松政地区作为机动地方,这时李德胜动摇,不想打游击,主张硬守在分区委会上黄道同志不同意李德胜意见,准备撤退,在退出大安前准备了一天一晚,在大安和隔河的操场以及各家房子内都埋了很多地雷,第二晚上我们才退出来,首先退至道观厂,以后又退到虹溪五十八团在樟山头打埋伏整整干了一天,但未打好,当时打埋伏有两个作用,一是掩护机关撤退,使敌人是进来不会太猛,二是打击敌人,使其不会那样疯狂,当时五十八团政委陈一同志牺牲。在铅山方面我们也退出紫溪,在石垅打了一仗,我独立团与敌江西的一、二个团干了一天一夜。缴了敌人二、三十条枪,以后退到紫溪岭做堡垒守在那里,又打了一下看情况不行也就撤出了。

    当敌人占领大安街转入游击战争时,我们曾发电报请示中央,得到中央回电指示(在遵义会议以前):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等待(或是争取)主力红军总反攻胜利,以后因电台丢失,就与中央失去了联系。

    现在从军事上来检查,在敌人未占领大安街以前在军事上是对游击战争准备不够,后来敌人占领大安以后又想消灭敌人,以粉碎敌人的围剿,开始时有这样准备,曾打了几次仗,现在看来还是有必要的,但在敌人多的情况下,一下粉碎不了敌人的围剿,而到新的地方开辟新的地区,并同浙江方面和闽东叶飞同志联系,现在看也有些必要,在军事上的大体情况就是这样。

    在我们退出大安街前对群众是作了一些准备工作,当时黄道同志感觉到敌人在交通线上修公路,敌人要占领大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准备在两线活动,并在铅山布置一些秘密工作,那时斗争主要是注意发动妇女,因妇女容易活动,而男人弄不好易被敌人杀了。当时小浆在敌人占领后有过一次斗争,因群众被敌人叫下山无饭吃,而向敌人要饭吃闹过一次,还有一个女的叫张彩姬是个团员,在国民党部队中搞兵运工作,后被发觉据说被敌人在脸上划了好几刀,以后情况不清,另外在岚谷方面也有一些小的斗争,也是敌人并村群众闹饭吃,在铅山方面没看到有什么突出的斗争,总的是在我们撤退时有好多群众为了掩护我们而牺牲下,有的替我们买米买菜也被敌人杀了不少,也的很多群众跟我们躲山。写党史时对群众的斗争和支持党的功劳应大大写一下。

    在部队来说,黄立贵同志对整个闽北部队的发展巩固是有很大帮助的,在闽北群众中有威信,我未打过仗但跟着他走,看到这个同志对党是无限忠诚的,一般的对军事指挥员来说是很容易骄傲的,但黄立贵同志没有,吴先喜与黄道是妻舅关系,吴对黄道还有些娇气,而黄道同志也认为黄立贵比吴先喜党性强,黄立贵同志打仗是勇敢的,有办法的,带游击队也非常熟练,在危急时也能应付,如在鱼墩坝队伍在睡觉敌人冲进来,而黄立贵同志带一些人马上发起冲锋把敌人堵住、后李德胜叛变队伍搞到江西去,没有他也是不行的,因敌人早就准备好袋子包围我们,最后是硬冲出来,如没有他是很大困难的,在每次危险情况中都是由他扭转过来的,闽北党对黄道和黄立贵同志也应大写特写。

    三五年以后,在我看来大体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敌人刚刚进攻,我们转入游击战争,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即三五年上半年这一段情况比较纷乱,是最困难的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部队巩固以后崇安这一带地区感到困难的是,队伍多、地区小,粮食给养等有困难。当时是挺进师刘英、粟裕同志,挺进浙江活动,派人回来联系,感到浙江情况很好,开辟一个新的地区群众搞起来了,敌人力量分散。再一点,我们转入游击战争前后,三五年一月(或三四年底),中央有过一个指示:要闽北队伍注意和闽东叶飞同志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并且告诉我们说他们当时活动地区在寿宁、福安一带。因这样一个情况,就决定把部分力量留在闽北,坚持闽北地区工作,一部分力量挺到松溪、政和、建瓯、屏南,古田一带活动和叶飞同志取得联系,同时也和浙江刘英、粟裕同志取得联系,所以挺出来。在那里活动一个时期,情况比较好,也和叶飞同志取得了联系,叶飞同志那时和浙江的刘英、粟裕同志也联系上了,所以情况比较好,原来闽北这边由于外围地区加强,敌人力量分散,所以老地方情况也比较好,崇安、建阳、邵武、直到贵溪,刘文学在贵溪坚持斗争情况也较好。三六年情况是比较好的,叶飞同志建议党需要统一,因敌人组织闽浙赣剿匪指挥部统一对付我们,所以我们几个单位也需要统一,因此黄道同志从崇安到建瓯、政和这边来,搭了闽赣省委架子,以后又分散(浙江未找到,未加入进来),闽北成立省委,黄道同志当书记,闽东成立特委,搞一个军分区,闽东原是一个特委,这边由叶飞同志代表省委领导工作。黄道同志回崇安、建阳一带,闽北特委由汪林兴负责,闽西北(邵、建、泰)准备开辟新地区,由黄立贵同志负责,抚东江西方面由吴先喜同志负责,闽东北由王助同志任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饶守坤同志当司令员,不久,西安事变发生。第三个时期到三七年春季或夏季,敌人在北方和中央红军谈判,乘这个机会加紧对我们南方的红军围剿,从一九三七年三、四月一直搞到日本进攻,这个时期,我们损失是比较大的,吴先喜、黄立贵同志牺牲,原来队伍二千多人到以后整编时老的队伍只剩下六、七百人,后来编入新四军时又有一千多人,多是新兵以后扩大的。

    在这三年游击战争中,有这么三段,总的讲三年游击战争是有成绩的。中央在抗战时作的总结指示中,对能够坚持斗争好象有这三条:一是群众联系得好,二是打得好,三是政策好(但这一点记不清楚了)总的说三年游击战争中,在黄道同志领导下总的来说那是好的。

    一九三五年一月转入游击战争,在大安那里搞了约十个月的时间,当时我在闽北分区搞团的工作,团的工作主要是搞扩大红军。这一段工作有这么一个问题,感觉到闽浙赣的闽北这个地区有些保守。所以这一段主要搞两个事情,一个是抚东分区带来了五八团,以后派到松溪、政和、建瓯一带地区活动,创造新地区,现在看这一条还是对的。一个是对苏区内部主要搞扩大红军,集中一切力量搞扩大红军,也是对的。从现在看,十个月时间能搞了这些事情,任务是完成的,扩大红军是做得很好,但好象扩大得多了一点,要是检查缺点的话:可能对群众发动,组织还有点不够,所以有些地区,在边区国民党组织大刀会,经常扰乱,在边区遭到一点损失。另外肃反工作上也还有些错误的。三年游击战争首先在闽北肃反是有了教训的,到李德胜司令员叛变以后,就有怀疑了,就有点惊慌,所以那时又搞错了一些人,因怕动摇叛变,看到有些人有动摇的就有怀疑,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是有些错误的,当时动摇叛变的人确是不少,但是否反革命组织没有什么证据,那时谁也不知道李德胜会叛变。原来我是做团的工作,转入游击战争后,就要我在部队里搞政治工作,在机关就少了。李德胜叛变的经过是这样的:在敌人进攻以后,一点也没有感到李德胜有问题(他原是红军三军团师长),但以后看起来,他叛变是很有计划的,原来我与黄立贵同志带部队走,李德胜当时要部队向江西行动,他头天晚上交代任务,早上部队出发,一过了桐木关,敌人就重重堵住,他在下午,佯装到外面侦察敌情,并带上一个警卫员,与警卫员说大便去就溜走了,第二天早上,他就带来敌人把机关包围,电台丢失,搞得我们很苦,吃了这样一个苦头,敌人又到处搜山打我们,李德胜还带敌人包围了我们的伤兵医院,亲自把伤兵用火烧死,搞得很惨,这样一来,我们就感到内部有问题,对肃反问题又不慎重,感到叛变威胁很大,有些人害怕了,在肃反中没有调查研究,据我现在看法,处理了一些人大概是在斗争有动摇的,逃跑叛变的不只李德胜一人,以后,还有原政治部主任、后一团团长、参谋长张燕珍也叛变了,在那时已成混乱局面,大大小小逃跑叛变者已为数不少,大家有些慌。

    这一段情况可找刘文学、饶守坤、马长炎、陈仁洪等同志了解,看他们对当时的看法,马长炎同志可能知道得多一些,因他跟黄道同志一起,先当警卫排排长,后当教导队队长。

    后来将58团、独立团、军区警卫连、贵溪游击队、崇安独立营合编为独立师,下设三个团,原58团是一团,独立团为二团,三团是以军区警卫连为基础,将58团和独立团一部小调整后建立起来的,师长是黄立贵同志,政治委员卢文卿,以后二团到崇安、浦城交界的十八村活动,一、三团到江西方面行动,那时出去的目的一个是牵制敌人,另是筹款。在那边曾消灭敌人三个堡垒,缴了百把条枪,敌人的增援部队也被我们打垮,又回到崇安,黄立贵和吴先喜同志到顺昌、光泽一带行动,在竹邦寺或贵溪打了一个大仗,消灭敌人一个连,另外还有小的零星的消灭敌人,当时吴先喜很会打仗,曾缴了敌人二、三百条枪,以后敌人上来,在顺昌仁寿鱼墩坝地方我们队伍正在休息,敌人三个团压过来包围,而我们两个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的兵力正在睡觉,当时黄立贵同志很不差,立即带队伍冲出,把敌人打垮退到建阳,后在建阳五里口(又叫老鼠坎靠黄坑附近)又碰到敌11师的三个团,在那里与敌人干了两天两夜,敌人伤亡有几百人,我们也伤亡了一部分,但未缴到什么枪,这时看到情况有点不大对,敌人太多不好办,而采取分路办法突出去,由黄立贵带一路,吴先喜带一路,还有祝为根团长带一路,结果祝为根带的一团突不出敌人包围,一直在那里转,队伍几乎搞垮,只有黄立贵和吴先喜将队伍带回崇安,经整顿了一个时候,情况还好,没有什么大问题,以后又到上饶,在甘溪打了一仗,比较痛快的消灭敌人一个连,敌人本来有一个营,我们用打埋伏办法消灭他一个连,回到崇安又打了一次埋伏,敌人一个团或是一个营经过,我们在岚谷到山坳路上埋伏,但未搞好打得太早,被敌人跑了。以后部队准备转到建、松、政去,在打甘溪时就准备转移,因未打好,而转到广丰筹款,搞了洋口镇后才转到建、松、政,当时方针是开辟新地区搞工作,主要不是打仗,后来打仗就比较少。

    到新地区活动当中,从现在来检查,虽然也打土豪分田地(不能分田地,也分东西给群众),但主要的着重于军事活动,想把地区搞大,分散敌人,因此到处活动,从这方面想的较多,对真正发动群众创造一个巩固的根据地这一点,还没有这样的思想,因此,虽然地区扩大了,但队伍有损失。有一次在建瓯的玉山,给敌人包围一次,差一点给敌人消灭了,以后冲出来损失了二、三十人。还有一次在屏南的上楼村,给敌人包围起来,一下子被敌人包围到房子里,打了一天一夜,晚上才冲出来损失几十人。

    这一段主要着重军事活动,分散敌人力量,但没注意到深入的发动群众工作,所以几次遭受损失,这责任主要应由我负,因为我跟他们一起在这一带活动。如真正搞一个地区,把群众发动起来,依靠群众力量,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是会搞好一些的。

    在游击战争策略上来讲,因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敌人力量强大,摧残群众,实行移民并村,开始我们对付敌人的策略叫做“坚壁清野”,敌人来犯,我们人都跑光,把东西都藏起来。敌人就采取搜山,把东西搜下来,人搜下来,集中在一个地方,凡敌人没有驻兵的地方,老百姓就不许住在那样的情况下,领导感到有些困难,我们不让群众并村,敌人一定要群众并村,同时,我们对群众也发动不够,有些群众脱离了我们,敌人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叫做“壮丁队”一起来打我们,这样,黄道同志感觉策略需要改变一下,即提出:“红心白皮”政策,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上坚持斗争,从当时看这个办法,还有些必要,有了这样一个办法以后,群众更靠拢了我们,当时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这个策略是有了一些好处。第二个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开始时,闽北的大刀会是国民党组织起来的向我们进攻的,后来出现建瓯林乃道一股大刀会,是以抗丁抗税做号召的,当时黄道同志认为抗丁抗税还是代表农民意识的,应该加紧联合,所以我们部队与林乃道大刀会联合起来,与国民党打了几仗,这样看起来是有了一些效果的,现在我个人检查一下,当时这样做是好的,这是一方面,但在执行当中,阶级路线是不明确的,因为这样一搞,阶级路线就弄得有些模糊,即刚才所讲的对发动群众有影响,对地主和反动分子斗争不够,对大刀会本身也有些斗争不够,记得有人曾这样对我说过:开始时政治委员卢文卿同志(后来在闽东牺牲)讲:大刀会要我们吃符,我们就吃符。这有些右倾,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到新区行动的这个时期,对地主采取筹款的办法,现在看也是错的,没有阶级路线,当时整个方针是打土豪,是没收地主东西分给群众,但是也有这样情况,即没收一部分地主的东西分给了群众,一部分地主害怕了,有时是抓到地主罚款,有些地主害怕了,就送上钱不找我们,自己送上钱来的就可以少筹一点款,这样搞了以后,地主的东西就不要没收分给群众了,我们拿到地主的罚款又没有分发给群众,群众就不容易发动了,现在看,这在阶级路线上是不明确的,是错误的,使群众不容易发动起来。

    在游击战争发展的方针上,当时反对保守,搞大发展。开始根据中央指示方针:是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争取红军反攻。后来一段,因得到挺进师消息后,感到新区好发展,同闽东叶飞同志取得联系,分出一部分力量向松溪、政和、建瓯、屏南、古田一带发展,我们觉得还是对的,但有过分,不是如毛主席所讲的“波浪式的推进”没有后方,到处搞,没有注意建立巩固根据地,所以后来部队到处搞,正因为没有取得巩固的地方,是遭受一些损失,部队多数是在打新地区行动中损失的,因此,当时的游击战争方针,在扩大地区反对保守有它对的一方面,现在看,也有一些冒险。

    以上是三年游击战争总的感觉。

    关于国共合作谈判,开始根本不知道,在崇安看到广丰买东西包扎来的国民党报纸上登载有西安事变这回事,这还没有根据,一九三七年春天,我到闽东北建瓯这边,从叶飞同志那里派人同我们联络送来南委(南方工作委员会)转来有关中央统一线的一个指示,到七、八月间由建瓯回到光泽,把这指示带给黄道同志、机关就讨论学习这个指示,研究认为我们这个地方也可提出国民党合作谈判,因芦沟桥事变已发生,日本已进攻中国,国共双方再打下去也不好搞,到八月十三日,就开始提出合作谈判的几个条件。我们向国民党提出的是三条:第一条,成立闽赣边区人民政府。以崇安和邵武(崇安已定、邵武是否定,记不清楚)县城成立边区人民政府;第二条,我们部队改编为人民抗日军独立旅;第三条,给人民言论、结社,武装的自由。我们答应国民党的是二条:第一条是停止打仗,不打国民党,一致抗日;第二条,停止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实行减租减息,都是由全国国共合作谈判内容套过来的,基本上是中央的精神。

    这里插上一个细节,原光泽县委书记蔡诗山被国民党抓去又放回来,他一个人回来,我们对他有怀疑,他说话不清楚,说是抗日。以后我们讨论了中央指示,他就说他如何放回来,是光泽伪县长要他来找我们下山一致抗日,既然一致抗日了,队伍就应该改编,我们就决定写一封信给江西国民党政府,内容是提出上述合作谈判的条件,通过蔡诗山送去,后来得到国民党回信同意谈判,当时我们还是提高警惕,黄道同志不出去,不与国民党代表见面,开始叫黄知真去谈判,后来我去,王文波同志同去,几个人去谈判,双方表示停止行动是可以的,对提出的几个条件,国民党代表不讲行,也不讲不行,要到省决定,就是说双方停止打仗。后来项英出来到了南昌,黄道同志听说项英同志出来,以后就派曾昭铭同志去南昌找项英同志,从此我们就没有单独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就交给项英同志,那方面进行。因原来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以后,留下中央分局,由项英同志负责,南方这些地方都由他领导,所以就交给他去搞。曾昭铭见到项英,其他问题均未谈到,只指出一条,即停止行动,部队集中准备改编为抗日义勇军,这样,我们就通知各个地方,陆续把部队集中起来,向崇安集中。以后,中央指示南方游击队成立新四军,所以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初,一个最主要工作是扩大队伍,其他工作就没有什么搞了,因那时整个队伍只剩几百人,在崇安、上饶,铅山大量搞扩大队伍后,就有一千多人,闽北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闽东编为第六团。到一九三八年二月,正式部队就开走了。

    这一段,中央本来在西安事变后,要派人来通知我们,一致打日本,国民党那时候很可恶,不让中央派人来通知我们,要集中力量来消灭我们南方的游击队,到芦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又要中央派人来找我们,因为他消灭不了我们。原来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不让中央派人来找我们,中央即派人找南委(在香港),后来他要中央来找我们。另外,当时中央有这样一个指示:“独立自主靠山扎”,闽北队伍在黄道同志领导下,执行这个指示是好的,队伍都在山头上集中,外面只放一排人与国民党接接头,国民党大宣传说:城市好,要我们出去,要我们去县城,其他地区因到城市去有受点损失,我们闽北没有损失,这样看黄道同志执行中央指示是好的。

    那时,有一个问题未解决,即停止打土豪分田地政策改为减租息政策。对已经分了的土地,地主要来收租,那时怎么办,这个问题,当时没有讨论,从现在看,当时应该讨论这个问题,据魏金水同志说:闽西这方面搞得好,明确了已分得的土地不让地主拿回去,我们没有讨论让拿回去还是不让拿回去只是集中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在未得到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叶飞同志转来指示)前,曾派吴华有去香港找关系,是有过这回事。

    部队集中开赴抗日战线,项英指示过:不留一根枪,一个人,只叫搞好统一战线,黄道同志和我们都感到没有枪不好搞,我们就私自留下二个班的枪,一排人,以后国民党感到我们有枪,非调走不行,项英同志也说不行,把枪都拿出来,我们又搞了个埋伏,把以前埋存得很久的烂枪二、三十支,应付了这个差事,因此在崇安、建阳、松溪,政和这里还算勉强坚持下来,对建瓯、古田、屏南这些地区由于部队全部集中编新四军,一点武装也未留,所以在部队走了以后在那个地区工作就垮了,没有人坚持。

    (根据曾镜冰同志1958年12月28日口述记录稿整理,本文略有删节,原载《闽北党史回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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