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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履峻
  • 2013-12-21 来源:中共福建党史网 作者:马照南 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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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履峻,字蓬仙,化名崇德,1897年9月18日生于福建省崇安县大埠头付。父亲徐朝孙是勤劳厚道的农民。徐履峻7岁时就帮助家里放牛割草,下地劳动。村里人见他从小聪敏好学,都劝他父亲送他上学。也先在村上念私塾,读了几年,父亲依私塾先生的意见,送他进了5里外的赤石小学堂。

    在学校里,徐履峻除学好功课外,还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痛恨以富压贫、仗势欺人的现象,总爱打抱不平。一次,徐履峻见某富豪子弟把一个平民子弟的书包扔进了崇溪,不禁怒火中烧,抓住富豪子弟痛打了一顿,直到他答应赔偿才罢手。不久,徐履峻转到崇安、邵武、浦城等地求学,随着年龄和见识的增长,他心中对黑暗世道的忿懑和不平也加深了。一年夏天,徐履峻回乡,看到一个农民因交不起捐税被税棍绑在树上抽打。他上前一把夺过鞭子,怒斥税棍。在乡亲们的支持下,税棍灰溜溜地跑了。履峻指着税棍的背影,恨恨地说:“这帮家伙,总要收拾他们的!”

    1922年初春,徐履峻和学友徐淮、张子良一起前往南京,入金陵大学读书。这时的南京,在王荷波、邓中夏等的领导和推动下,罢工斗争和学生运动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显示出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巨大力量。看到这些,徐履峻感到无比兴奋。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愤怒声讨反动军阀和洋奴买办,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与此同时,他还认真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他逐步认识到只有布尔什维主义能救中国,只有共产主义能救中国!

    1926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从广东迅速推向东南各省。7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10月,北伐军入闽,大大促进了福建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为了投入工农解放运动,徐履峻毅然返回福建。他先到福州,通过同乡关系,同当时任《国民日报》主编的国民党左派潘谷公取得了联系。随后,又结识了已成为共产党员的《国民日报》副主编董涵球和校对衷至纯。在他们的启发教育下,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自觉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历程。

    10月下旬,徐履峻从福州回到崇安,在国民党左派组织的县农民协会里工作。他利用这个机会串乡走街,满腔热情地发动组织群众。这期间,他到枫坡乡认“自厝”(同宗)。枫坡乡姓徐的人很多,徐履峻利用徐氏祠堂这块招牌作掩护,认亲攀戚,酝酿组织第一个区、乡级的农民协会。1927年农历正月,枫坡正式成立了乡农民协会。农友们兴高采烈地在徐氏祠堂大门口立杆挂旗,农会的旗帜高高飘扬,令人瞩目。农民组织起来的消息传遍乡镇村庄,给全县农民以极大的鼓舞。这年农历五月初五,枫坡乡农会会员利用端午节这个传统节日,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打倒民团!打倒豪绅地主!”激昂的口号声吓得地主豪绅龟缩家中,昔日的威风荡然无存。之后,徐履峻又日夜奔走于星村、吴屯、程墩、五夫、上梅、下梅等区、乡,创办夜校,组织农会。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兴起,为崇安的建党工作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正当徐履峻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开展革命活动的时候,一场反革命风暴开始了。1927年4月3日,国民党右派黄展云、林寿昌等在福州南校场召开“拥蒋护党运动大会”,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接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福建反革命活动更为猖獗,共产党在福建的地方组织和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徐履峻的革命活动已为反动派注意。他机警地躲过警察的追捕,赶到了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国民党右派全面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崇安的形势。

    7月下旬,中共中央为继续开展福建的工农革命运动,派徐履峻随同党中央秘书陈昭礼及其爱人潘超人返回福建,重新建立党的组织,继续领导革命。他们3人乘船离开武汉,辗转到达崇安。

    崇安同样笼罩着恐怖气氛。反动政府镇压革命活动,捣毁县农民协会,搜捕革命青年。徐履峻立即进行紧张的秘密活动。他联络因福州“四·三”事变潜回崇安的董涵球、衷至纯、董世闻、安宇等几位共产党员,商议建党的事。徐履峻深刻分析了形势,指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非常脆弱,受不了帝国主义的欺压,投降了,但是,革命运动定要向前进行,工农的革命同盟定将给反革命以沉重的打击;崇安地处闽浙赣三省的交界,正是开展革命运动的好地方,只要我们努力奋斗,革命是有希望的。

    经过紧张而严密的准备,7月底,徐履峻主持召开了全县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崇安特别支部。徐履峻被选为特支书记。会后,徐履峻派出可靠农民,护送陈昭礼、潘超人至建瓯。陈昭礼在建瓯建立了直属党中央领导的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并任书记。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同月,中共中央指示闽北临委:“应据中央紧急会议之决议确定自己工作之方向”,“中心问题是如何组织农民,如何武装农民,使他们能够自己起来用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要“积极地果决地领导农民斗争,如减租、抗租、抗税、打倒劣绅土豪、没收大地主土地”。党中央的指示指明了闽北革命运动的方向,徐履峻和支部的同志十分兴奋。这个在白色恐怖中诞生的党支部,像一颗火种,在武夷山脉的北段点燃了熊熊革命烈火。

    为了领导工农革命运动,徐履峻决定首先恢复和改造崇安县农民协会。县农协是1926年北伐军入闽后建立起来的,在反革命政变中被土豪劣绅捣毁后一直处于自流和瘫痪状态。徐履峻找到农会负责人江章保、周子庄、吴春生等,帮助恢复了组织。他自己担任顾问,直接领导农会工作。不久,陈耿从广东回来,徐履峻介绍他到农会当宣传员,一道领导农运,还吸收了周子庄、吴春生等加入共产党,使农会成为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

    徐履峻经常深入农村田头,找农民谈心,宣传革命真理,有时帮农民干活,同他们吃在一起,睡在一起,还拿出家中的钱粮,救济贫苦农民。农民们看到他真心诚意帮助穷人,都愿意跟他讲心里话,纷纷加入农会。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不仅恢复了吴屯、枫坡、星村、程墩等地农会,还在与建阳交界的兴田、北乡的大际等地建立农会,使农会组织遍及全县。

    组织起来的农民迫切要求党领导他们进行抗捐抗税斗争。徐履峻召开各乡农会代表联席会议,决定集中力量打击心毒手狠、欺压百姓最甚的大地主豪绅万钟祺。10月10日,正值蔡廷锴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师脱离南昌起义部队过境,中共崇安特别支部即以“欢迎”的名义,在崇安城关西门大坪上召开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农会会员大会。在大会上,徐履峻揭露了万钟祺勾结官府,收罗爪牙,逼捐逼税,欺压百姓的罪恶事实,点燃了与会农民长年压抑在胸中的革命怒火。他们在徐履峻的带领下,愤怒地冲向万钟祺家,找万算帐。狡猾的万钟祺见势不妙,早巳潜逃。农民们见万不在,便一拥而上,掀掉了万家的屋顶。

    这次同万钟祺的斗争,是崇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大规模的革命行动,它狠狠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威风,提高了农会的威信,扩大了党在崇安以及附近的建阳、浦城等地的影响,成为农民武装起义的前奏。

    为了培养农会积极分子,徐履峻回家变卖了田地、茶山,筹集经费,并派人到汕头、福州等地购买了几百本比较通俗的进步书籍以及许多学习文具,在兴田、枫坡、枫林、南岸、大际、大埠头办了6所农民夜校,派能力较强的共产党员在夜校兼课,组织几百个农民进校学习。他还在自己家乡重点培养了20多名农运骨干。党的教育和革命实践的锻炼,使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和农会骨干分子觉悟日益提高。陈耿、徐福元等先后加入党组织,革命力量不断壮大。

    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同时,徐履峻还深入北乡和浦城西部地区,领导了造纸工人的罢工运动。

    崇安北部和浦城西部山高林密,盛产毛竹,自古以来手工造纸业相当发达,仅崇安坑口一乡就有92张纸槽,近千名工人,崇安小北和浦城岱后各有纸槽100多张,工人近2000名。在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压迫下,造纸工人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收入仅2角钱。资本家还以各种办法克扣工人菲薄的工资,不按市场浮动价兑付银洋(一般是15至20角兑1元),只按10角兑付1元,并把用水浸过一夜的米按千米称给工人。工人们十分气愤。徐履峻了解到这些情况,决定领导工人斗争,于1927年11月间在浦城岱后召开崇、浦边界造纸工人代表会议。会后,工人们提出“提高工资,不吃浸水米,工资按市上浮动价兑现”的要求,进行全面罢工。由于有党的领导,工人们团结一致,资本家只好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罢工斗争获得胜利。

    在徐履峻的积极活动下,崇安党、团组织得到迅速发展。这年冬天,党团员发展到100多人,在上梅、大际、程墩、程家洲以及浦城岱后等地建立了党的支部,在崇安高等小学、职业学校建立了团的支部。1927年12月4日,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共闽北临委和闽南临委在漳州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以统一领导全省工农革命运动。会议着重讨论了全省的工农武装暴动问题,并作了部署;表扬“崇安一带农民运动有急剧的进展”,决定把建瓯、建阳、崇安列为全省暴动的第四区;同时决定中共崇安特支改为中共崇安县委,徐履峻为县委书记。

    1928年2月,崇安北乡岚谷、际下一带近千名农民不堪忍受苛捐杂税的盘剥,爆发了以安少亮(曾任国民党福建长汀警署警官)为首的反对豪绅、捐棍头子彭建猴的斗争,双方酿成冲突。中共崇安县委分析了这一情况,认为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引导农民斗争,进一步组织革命队伍,扩大革命影响。为此,徐履峻亲自深入北乡,教育并争取了安少亮。随后,又通过同学王培贤的关系,到浦城西乡组织农会等组织,和当地农民首领王德有建立了同盟,其后又发展其入党,使农民革命力量进一步壮大。

    3月12日,崇安县城举行“蜡烛会”,即一年一度的农贸大集市。为了检阅革命力量,为武装暴动训练一支强有力的革命队伍,中共崇安县委组织了崇安东乡、北乡、浦城西乡以及安少亮、王德有两支农民队伍,携带土枪、土炮进城武装示威。由于组织不严密,走漏了消息,反动政府准备镇压。徐履峻得到情报,立即将走到半路的队伍撤回乡村。第二天,反动政府即以“阴谋暴乱”的罪名,宣布解散农民协会,派出军警四处搜捕农会领导人和共产党员。这次斗争,加剧了阶级对立,农民们革命情绪更为高涨。

    4月,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陈昭礼秘密巡视崇安。他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关于“在闽南闽北布置一个由日常斗争而达到工农暴动的割据局面”的指示,介绍了各地起义情况,要求闽北党组织加快步伐,组织农民暴动,以配合闽西以及全国的斗争。徐履峻受到很大的鼓舞,他高兴地说:“国民党撤销我们的农会,我们要夺取它的政权!”他和同志们决定用“民众会”的名称代替农会,并把原来的抗捐抗税扩大为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粮,同时积极筹备武器,准备举行暴动。

    暴动准备工作很快在各地开展起来。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打倒国民党政府”,“实行武装暴动”,“工农武装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苏维埃”,并在各村成立民众会基层组织——甲,大甲20人,小甲10人。民众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崇安东、西、北乡近百个村庄和浦城西乡20几个村庄的农民都在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觉悟了的农民纷纷献出钢铁器皿,出卖猪羊鸡鸭,凑钱派人到江西等地购买土枪、火药,邀请铁匠铸造武器。仅崇安北乡和浦城西乡就购置了土炮500门,土枪近千支。民众会以“防土匪”为名,迷惑敌人,秘密开展练武活动,并组织了不脱产的武装力量——民众队。不久,一年—度从赣东北来崇安采茶的工人又带来了方志敏、黄道、邵式平领导弋横起义的消息,群众的斗志更加高昂。

    农民起义即将爆发,国民党崇安县政府恐慌万状,急向卢兴邦求得一排援兵。这一排兵驻扎在兴田、星村、县城一线,常常下乡收捐,殴打百姓。愤怒的农民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坚决与匪兵作斗争。徐履峻和同志们一起分析了形势,认为暴动的时机已经到来,便决定在7月1日以际下为中心,以安少亮带领的千余名农民为先锋,发起总暴动。

    但是,在这关键时刻,安少亮却犹豫不决。他认为农民武装力量薄弱,暴动条件不充分,主张推迟日期。为了顾全大局,徐履峻随即在高洋召开了县委会议,决定继续维持同安少亮的联盟,派出党员到安部加强对这支农民队伍的领导;同时进一步讨论、总结了平和暴动因过早攻打县城遭致失败的教训,决定继续扩大民众会组织,筹款添置武器,训练农民武装,领导农民选择有利时机开展零星斗争,打击土豪劣绅,鼓舞胜利信心。会议决定把总暴动的日期推至秋收时节。会后,陈耿、徐福元、左诗赞、吴永明等人分赴各地,继续筹划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

    7月20日,徐履峻到上梅一带检查暴动准备情况。他发现上梅邻近崇安、浦城交界处的土地几乎全属土豪朱家所有,只有小部分山林属于农民,其中佃农和贫雇农占很大比例。此外,日商“南华公司”在崇安的买办牛焕书依仗洋人,勾结官府,在这里开办松木厂,经营松筒生意。他们砍伐松林,买少砍多,甚至不给钱;运排放木,常常毁坏庄稼、水渠。农民对牛焕书和经理陈光盛的愤怒情绪达到极点。

    有一次,徐履峻和农民袁赤肸等谈天。他问:“牛焕书和联头捐棍这样欺负人,就没有办法?”

    袁赤肸说:“他有钱有势,我们几十人联名告他到官府,谁想官府护着他,没有告成,有几个还遭毒打。”

    徐履峻说:“你们敢把捐棍汪和和、邱歪头的轿杆砍断,将他们拖到厕所里吃粪,对牛焕书、陈光盛就不敢?他们是挑来的水(指外地人),我们是透来的水(指本乡的人),只要大家团结一起打,还怕什么?”

    袁赤肸等几人一起叫道:“怎么不敢打,就是没人带头。”“你们敢打,我敢带头。”徐履峻当即表明了态度。

    徐履峻以教书为掩护,在上梅一带吸收袁赤肸、丁细弟等农运骨干入党,发展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对民众会的领导。9月10日夜,天下着大雨,徐履峻又在大埠头家中召开了全县党团负责人会议,到会50多人。会上检查了武装暴动的准备情况,决定先在上梅举行暴动,接着各地响应,形成总暴动局面,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

    9月28日,正值上梅墟期,街上熙熙攘攘,十分热闹。民众会员们带着武器,扮成赶集的,三五成群来到上梅街上。上午9时许,一声枪响,徐履峻发出暴动信号,随即带领20多名全副武装的民众队员,冲进上梅街牛焕书的松木厂办事处。他一挥手,两个民众队员便冲上前去,把无恶不作的松木厂经理陈光盛捉住了。其余民众队员也一拥而上,砸烂了松木厂办事处。

    接着,民众会在大庙前召开群众大会,斗争陈光盛。大家看到人人痛恨的坏蛋被抓,无不拍手称快。许多人争先发言控诉牛焕书、陈光盛的罪恶。在群众的一致要求下,决定对其罚款1000元。民众会又派出会员到各乡捉拿反动地主豪绅。

    10月1日,徐履峻在上梅召开各乡民众会代表大会,到会者三四千人。他在会上宣布暴动纲领,号召“工农群众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倒土豪劣绅,废除反动联首、地保制度,实行平田废债”,并宣布成立“民众局”,将其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会上,处决了两名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对捕获的其他土豪劣绅处以罚款后予以释放。

    解放了的农民涌向崇安大地主朱、万两家在上梅的谷仓,破仓分粮。民众会员还把收缴来的债单、地契在大庙坪上一把火烧光。几千年压在农民头上的枷锁砸开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第一次被废除,武装起义的红旗在上梅高高飘扬!

    几天之内,农民起义风暴席卷崇浦大地。陈耿、安少亮率北路暴动农民,徐福元、吴永明率西路暴动农民,左诗赞、王德有率浦西暴动农民,在纵横百里的暴动区揭杆而起,声势浩大,猛烈地摇撼着闽北的反动统治。

    以上梅为中心的崇安、浦城农民暴动,是党的“八·七”会议的直接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总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场革命风暴为闽北红军和闽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揭开了闽北土地革命的序幕,还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作为这场暴动发起人和领导者的徐履峻,在这一伟大斗争中起着最主要、最突出的作用。

    正当徐履峻在上梅一带筹划、领导暴动之际,中共福建省委于8月召开了紧急代表大会,在这个会上,他同罗明、张鼎丞等5人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

    徐履峻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极端仇恨。反动政府贴出告示,“凡活捉徐履峻的赏洋1500元,打死的赏洋1000元”,并派出暗探,企图暗害徐履峻。10月间,敌人送来劝降书和恐吓信,威胁说:“夫东北一隅之地,既非独立国,又无后援兵,一旦大军麇集,四面围剿,如火燎原,玉石难分……”徐履峻看完信鄙夷地一笑,对同志们说:“敌人威胁我们,想让我们放弃革命成果,说什么我们起义区既非独立国,又无后援兵。我们就是要在反动统治的地区开辟出一个‘独立国’,一个红色的苏维埃独立国,直到全中华的解放。我们的后援多得很,广大劳苦大众都是我们的后援兵,我们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10月25日,敌卢兴邦一个团和驻浦城的吴鼎年部配合反动民团近千人,气势汹汹从崇安、浦城出动,兵分数路向上梅、岱后、际下等起义区大举进攻。各路民众会奋起抵抗。徐履峻组织民众队据险抗击,用土枪土炮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缴获20多支枪,保卫了革命根据地。

    正当徐履峻组织力量准备荡平南路敌人的时候,北路却大为吃紧,安少亮、左诗赞、王德有领导的民众会先后失利。敌军突破农军防线,浦城池家、花家,崇安后墘、朱掘等20多个村庄毁于兵火,农民的耕牛、财物被抢劫,数以百计的民众队员和群众残遭杀害。

    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一些投机分子开始动摇、叛变,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也阴谋反攻复辟。他们里应外合,密谋杀害徐履峻,绞杀革命。

    10月31日破晓前,天空阴沉沉的,连续几天劳累的徐履峻又来到民众局办公室。忽然,敌人乱哄哄地从村外涌来。他急忙躲到墙边,但回头一看,村这头也晃动着人影。原来,被释放的首阳村的反动土豪带领浦城的反动军队和民团从东北边抄小路偷袭来了。

    这时,上梅民众会武装主力都在东南面防守耍隘,村里只有妇女小孩,组织反击已经来不及了。徐履峻想找人通知民众会,便迅速翻过几堵矮墙,准备冲出村外。敌人见到有人,马上包围上来。徐履峻立即躲进一户人家的谷仓,爬上屋顶。敌人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步步逼近。徐履峻伏在屋脊上,掏出手枪击毙了几个敌人。他知道巳无法脱险,便把最后一粒子弹射进自己的口腔,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28年11月17日,中共福建省委在向党中央所作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徐履峻,报告说:“徐同志是党内很积极的同志,此次因斗争而牺牲,实是福建党内的重大损失。”在共产党领导下,闽北人民继承徐履峻烈士的遗愿,创建了地域广阔的闽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出处:《福建革命烈士传(三)》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 福建省民政厅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年0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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