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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昭礼
  • 2015-01-08 来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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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昭礼,字希周,又名豪人、陈才,福建福州人。1907年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父亲陈大澎是教育界的进步人士。陈昭礼6岁时,在他父亲办的私立开智小学读书,毕业后入读省立福州第二中学,受语文老师邓鸥如进步思想熏陶,参与编写学潮宣言和传单,积极传播新文化。中学毕业后,考进上海复旦大学,他一面努力攻读,一面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925年3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带领同学参加五卅运动,开展罢课、散发传单、支援工人斗争等革命活动,成为复旦大学学生运动的领袖。1926年他担任中共复旦大学党支部书记,这年11月,组织上海各校进步学生,支持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显示出他的领导才华和指挥能力。

    (一)    

    1926年底,陈昭礼受党中央委派,与中央特派员王荷波参与中共福州地委的领导工作,1927年1月担任福州地委书记。当时,正值北伐军东路军进驻福州,陈昭礼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全面展开工人、农民、学生、妇女运动,团结各阶层进步力量,反对压迫和剥削,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争取民主和自由权,并在斗争中壮大了工人、农民和学生队伍,发展了一批党(团)员,为福州地区的工农运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27年4月,陈昭礼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留在武汉,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于7月下旬派他同徐履峻和潘超人(女)回福建重建党的组织。3人抵达崇安时,住在大埠头徐履峻的家中。当天,徐履峻就联络了5位从北京、福州回崇安的共产党员,晚上在他家里开会,由陈昭礼介绍全国的革命形势,传达土地革命的中心任务,给在场的同志极大鼓舞。会上,陈昭礼宣布成立中共崇安特别支部,徐履峻任特支书记。3天后,陈昭礼和潘超人由徐履峻陪同到建瓯,经过几天的联络,结识了几位大革命时期入党的知识分子。8月中旬,中共中央来信指示,福州、南平、邵武、建宁属闽北,设临时委员会管理。他即召集党员开会,传达中央来信关于“闽北临委定书记陈昭礼,组织潘作民,宣传季康”的决定,正式成立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直属党中央。同时成立中共建瓯县委,由潘作民兼任县委书记。为了工作方便,陈昭礼与潘超人在建瓯结为夫妻。

    这年9月,陈昭礼遵照党中央关于工作中心应渐转福州的指示,在榕建立了中共闽北临委福州办事处。这期间,他日夜忘我工作,奔走于崇安、建瓯、福州郊区等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经过艰苦努力,闽北临委所属各地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破坏的党(团)组织,又重新建立发展起来。

    10月间,陈昭礼根据中共中央来信指示精神,积极参与筹备福建各县负责同志联席会议的准备工作。这个会议于12月4日在漳州举行,陈昭礼当选为三人主席团成员。会上,正式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陈昭礼任省临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在省临委的领导下,至年底全省建立了2个市委、5个县委、4个特支、8个拟建县委的新局面,全省共产党员从300多人发展到1000余人。

    1928年1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厦门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会上选举产生新的临委班子,陈昭礼继任省临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省临委机关设在厦门鼓浪屿,陈昭礼与潘超人从福州地委转到省临委机关工作。4月12日,陈昭礼在崇安党团联席扩大会上,介绍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暴动上井冈山后的革命形势,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和省临委关于“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斗争方针,要求崇安县委加快暴动准备步伐,配合闽西以及全国的斗争。

    这年6月,福建党内出现一起重大事件:省临委代理书记陈祖康在漳州叛变。在党中央指导下,陈昭礼主持召开省临委紧急会议,采取了应急措施。接着,他又于7月3日,召开省临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福建现状与我党目前的任务、组织工作、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特派员条例等6个方面的决议,使全省的革命形势稳步前进。   

     同年8月,中共福建省临委召开紧急代表会议,中共中央巡视员郑超麟传达党中央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指示,宣布经党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中共福建省委,撤销省临委。在这次会上,陈昭礼当选中共福建省委常委,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同年,罗明等同志参加党的六大回福建,省委召开会议传达六大决议。根据六大精神,省委提出“在城市结合日常斗争,开展政治斗争,艰苦深入基层,扩大影响的方针;在农村则加紧发动农民斗争,并领导农民的武装斗争”。根据省委的分工,陈昭礼到工作基础较差的仙游县巡视,为仙游县委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措施,使他们明确了任务,增强了信心。这年底,他与潘超人奉命到漳州,协助罗明同志工作,潘超人负责保管全省党团员名单。他们夫妇与罗明住在一起,同甘共苦,坚持战斗。    

    1929年3月间,红四军入闽,闽西、闽北各地武装暴动风云四起,全省出现空前有利形势。这年5月12日,中共福建省委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会上通过《福建政治现状与党的工作总方针》的决议,并选举产生了新的福建省委领导班子,罗明担任省委书记,陈昭礼仍当选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会后几天,罗明因病辞去省委书记和常委职务,中共中央批准由陈昭礼代理福建省委书记。陈昭礼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求实的工作作风、精湛的领导艺术,主持福建党政军全盘工作,为推动和发展福建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    

    1929年到1930年间,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曾多次爆发大混战。1929年8月,主持广西省军政的俞作柏和李明瑞,表示愿与共产党合作,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协助他们。党中央对俞、李反蒋反桂系的行动表示支持,决定派大批干部去广西。陈昭礼奉调从福建到广西后,改名陈豪人,由俞作柏和李明瑞介绍进入广西省政府,以省政府秘书长公开身份从事党的领导工作。他一面在桂系反蒋上层重要人物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一面深入国民党军队中进行秘密活动,为争取和扩大革命力量,作了大量工作。党中央派到广西工作的同志,也由陈昭礼分别介绍到右江地区各县开展工农运动,一部分到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    

    这期间,陈昭礼积极协助党中央代表邓小平同志,为举行武装起义做准备。11月上旬,中共中央批准了武装起义的计划,同意建立左右江地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颁发了建立红七军、红八军的命令:左江地区部队为红八军,军长俞作豫;右江地区部队为红七军,军长张云逸。陈昭礼为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李明瑞为总指挥。在邓小平领导下,陈昭礼积极配合指挥,于1929年12月11日举行了著名的百色起义。起义成功后,在粤东会馆前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陈昭礼代表党委讲话,号召红七军全体官兵为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彻底消灭反动派,继续努力奋斗,受到红七军官兵的热烈欢迎。    

    这时,部队党委改称党的前敌委员会,邓小平任书记,陈昭礼为五人委员之一。这个委员会统管红七军、红八军及右江地方党组织,继续作李明瑞领导的龙州地区部队的统战工作,为龙州起义做准备。1930年2月1日,在邓小平领导下,龙州起义成功,红八军正式诞生。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一系列武装起义的重要部分,它给了这个地区的部队和群众极大鼓舞,对部队高层人物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影响。担任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指挥的李明瑞同志,也由陈昭礼与张云逸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9月20日,红七军开到广西右江地区的河池集中,11月初,在河池召开了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未采纳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按照中央特派员邓岗传达的指示,贯彻李立三“左”倾冒险方针,提出打到桂林、柳州去的“左”倾口号。陈昭礼在会上当选为前委书记,仍担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十师政委。红七军辖十五、二十、二十一3个师,共一万多人,会后从河池出发,但在攻打融县长安镇等地时屡屡受挫。陈昭礼等通过实际斗争认识到,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方针是错误的,于是决定停止攻打大城市,转向敌人薄弱的湘桂边境发展,并占领了湘桂边境重镇全洲。前委在全洲休整4天,总结经验教训,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表彰英勇作战的干部战士。会后,陈昭礼安排了前委的工作,化装成商人,于1931年2月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这时已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由王明主持临时中央局工作。他听不进陈昭礼汇报红七军工作过程,还认为李明瑞是军阀,不应该让他参加共产党,并说“立三路线”不是“左”,而是“右”,要陈昭礼马上回去纠正错误。陈昭礼和王明谈不到一块,便离开中央局回到住处。潘超人问他为什么生气,他说:“明天就回广西,不然,李明瑞早晚要出事。”陈昭礼走后,潘超人到杭州居住。一个多月后,陈昭礼也来杭州。因广西各地严令通缉他,关卡查得很严,他想尽一切办法,未能进入红七军作战的地区,只好返回杭州,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

    (三)    

    陈昭礼于1931年上半年起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并多方寻找党的组织。这期间,罗明同志与陈昭礼见了一两次。1933年秋天,潘汉年受周恩来委派,代表苏区与十九路军谈判。这时,陈昭礼已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潘汉年委派他到福州做十九路军将领的统战工作。陈昭礼接受任务后,于12月初到福州,经弟弟陈昭涌(陈碧笙)介绍,与时任福建人民政府主席的李济深和陈铭枢会见。他根据潘汉年的安排,为推动十九路军反蒋抗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4年1月,十九路军残部编成的独立第三旅被蒋介石军队消灭,闽变宣告失败。陈昭礼从福州回到上海,其妻潘超人和弟弟昭涌到了香港。陈昭礼在潘汉年领导下,来往于上海、香港之间,联系彭泽民、梅龚彬、陈此生等社会各界上层民主人士,广泛开展爱国统战工作。    

    1936年初,陈昭礼、潘超人住在九龙中共驻港机关附近。驻港机关负责人朱挺化名老杨,常到陈昭礼住处谈论国事和对时局的看法,还委托陈昭礼多联络一些上海与香港的党外知名人士,从各个方面开展爱国统战工作。这期间,陈昭礼与叶挺将军有了联系,叶挺每次来香港都带着夫人和两个小孩到陈昭礼家会面和谈心。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老杨委派陈昭礼到上海出席“七君子”参加的会议,主要探讨和研究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理论和宣传问题。10月2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叶挺出任军长。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移到南昌。叶挺军长征得驻港党组织负责人同意,邀请陈昭礼担任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陈昭礼愉快接受了叶挺军长的委任。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设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合法的机关,它负责指导新四军各部队办事机构的军事、宣传、统战等项工作,面大事繁任务重。陈昭礼带领办事处同志,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广泛团结各方面爱国人士,包括国民党上层人物和一切拥护抗日的民众,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民众和爱国青年的抗日热忱,为全国的抗战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武汉办事处日后的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这时,国民党七十军李觉军长请潘汉年、郭沫若派人到七十军工作。陈昭礼化名陈希周,奉派进入七十军担任军部上校参议兼战时步兵干训班主任。这个干训班设在湖南长沙等地,先后办了三期,每期150人左右,学员大多是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介绍的进步青年,一部分是七十军基层的军官和军士。课程安排是按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模式,除军事外,有政治经济学、哲学、群众工作、抗日统一战线等。陈昭礼利用干训班的合法阵地,大力宣传抗战的方针和任务。他还经常深入到各师(团)做抗战形势报告,宣传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场的战况,受到官兵们的欢迎。李觉军长对陈昭礼的工作也很满意。其间,湖南省委曾派郭超等同志在干训班担任党内秘密工作,但他们不知道陈昭礼是中共党员。陈昭礼以干训班主任身份,积极支持郭超(秘密党支部书记)的工作,保护党内同志的安全。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一面消极抗战,一面积极反共,秘密谋害共产党高层人物。李觉军长把蒋介石和何应钦前后三次发给他的亲译密电拿给陈昭礼看,密电指名陈系危险分子,应从速处理。为了免遭蒋特毒手和不使李觉军长为难,陈昭礼于5月间辞去在七十军的职务,辗转到重庆,征得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同意,化名陈才,在李济深领导的全国战地委员会担任少将委员。这年7月底,陈昭礼受命到第三战区巡视工作,由重庆到了江西上饶,住在七十军军部。他借此机会,一面鼓励七十军的将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一面听取郭超同志的汇报。他获悉第三战区黑名单中也有郭超的名字,为避免国民党当局的谋害,他赞成并帮助郭超去延安。    

    8月上旬,陈昭礼从上饶到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岳母家,为其家属从桂林迁来崇安作准备,以解除后顾之忧。可是此行竟成了陈昭礼与家人的诀别。他离开上饶时已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跟踪,在崇安岳母家约一星期,行动都受到特务的监视。8月13日上午,陈昭礼告别岳母和表妹陈良瑛,与随身警卫乘坐班车回上饶。车行至离县城3公里蜈蚣岭处,事先埋伏在公路坡上的3个特务持枪强令停车,汽车上的2个特务先打死他的1940随身警卫,接着枪击他的头部,将他拖下汽车丢在路旁草地上,陈昭礼时年33岁。这几个特务见陈昭礼已闭眼,劫走他携带的小提箱,跳上汽车逃走了。案发当天,陈良瑛急电告七十军和当地国民党政府。    

    李觉军长得知陈昭礼遇害,立即派军部秘书主任到崇安协同料理丧事,将棺木停放在县城南门余庆桥内,等待结案。这时,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率南侨慰劳团来崇安视察,由国民党崇安县长刘超然陪同到余庆桥参观。陈嘉庚见桥中置一柩尚新,刘超然只好介绍死者陈才日前被5人杀害,事关政治,案尚未结,故停柩在此。陈嘉庚先生将此事向担任战时军政视察团副团长的李济深作了通报,并将他目击的经过写入《南侨回忘录》,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揭穿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谋杀共产党要员的罪行。陈昭礼牺牲后,党组织派3位同志到桂林看望、安置其爱人和两个儿子。七十军军长李觉出资3000元为他们购置了一份家产。原十九路军首领陈铭枢介绍潘超人到桂林盐务局任职。    

    1949年11月桂林解放后,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张云逸按照潘超人的意见,派员护送其母子到北京安置,有关部门将两个小孩送进干部子弟学校,并分配潘超人在全国工商联工作,直到1964年离休。陈昭礼烈士忠骨的安放,得到周恩来总理和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的关怀和重视。新中国成立初期,由省民政厅拨款在福州修建陈昭礼烈士墓,并于1985年进行重建。1992年,武夷山市委、市人民政府又在陈昭礼殉难处建立了纪念碑,供后人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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