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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闽北革命史(第三章第六节)
  • 2015-06-24 来源: 作者:
  •  第六节  工农红军的建立

    崇安、浦城、松溪、政和、建瓯以及江西铅山县南部的农民运动,改变了闽北的社会面貌,冲击了这些地区的反动统治基础,引起了国民党闽赣两省反动当局的恐惧和不安。尤其是崇安农民暴动后开辟的武装割据局面,日益发展壮大的农民武装,更为闽北反动当局所震惊。19292月下旬,福建土著军阀卢兴邦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并纠集地方民团,疯狂地扑向以崇安为中心的农民暴动区域。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19292月,祟安县委决定转变策略,让出村庄,开展游击战争。崇安县委的这一决定,对保存革命力量,巩固和扩大武装斗争成果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时,崇安农民武装民众队,分为东、西、南、北四路,各路人数由一二十人到几十人不等,全是“立誓为革命不惜一切”的青壮年农民,各路民众队领导人,均由共产党担任。民众队受崇安县委和民众局领导。活动范围多数在邻省邻县邻乡的崇安东部的上梅,西部的吴三地和北部的黄龙岩一带。这里敌人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群众基础又比较好,适宜于开展游击战争。民众队白天分散发动群众,晚上集中抓土豪、筹款、袭击敌人。在战术上采取出敌不意,攻其不备,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的打法,积极打击敌人,扩大游击区域。

    为加强民众队的武器装备,崇安县委和民众局在上梅岩山后等地建立了五所兵工厂,生产与创造了“过山垄”、“杉树炮”、“挨丝炮”、“锡炸弹”等土制武器。在各路民众队之间,设立“跑步哨”,负责传递情报;在固定地点,设有望眺高哨,负责观察敌情。这些游击战争初期采用的办法,为日后闽北红军的作战积累了丰富经验。

    崇安民众队的斗争环境是极为艰苦的。部队的粮食、食盐、布匹、医药等供给,全靠群众支援。在敌人强攻和严密封锁下,游击区断粮缺药的情况经常发生。要生存要斗争,就得压倒敌人的气焰,冲破敌人的封锁,打出外线去。19292月,崇安西乡民众队400多人,在徐福元等人的率领下,携带土枪,从长涧源出发,经温岭关,翻越武夷山,打出外线,有力地打击了驻守在这一带的国民党反动军警,并在温岭关捉土豪筹款300余元,解决部分给养,继后陈耿山在铅山的乌石村伏击“盐勇”(即专门盘查过往盐贩的国民党兵),缴获了一批食盐和枪支。崇安民众队的广泛出击,不但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打出了民众队的威风,而且争取了群众,扩大了政治影响,使民众队在艰苦的环境中日益壮大起来。

    截至19294月,崇安民众队发展到16支队伍,有2000多人,500多支枪(大部分为土枪),巩固和发展了以上梅、黄龙岩、吴三地为中心的三块游击根据地。这三块游击根据地的区域分别为:上梅游击根据地,包括崇安东部的上梅、岩后及南部的北坑一带;黄龙岩游击根据地,包括崇安北部的山坳、齐白、岭阳和崇浦边界的岱后一带;吴三地游击根据地,包括崇安西南部的黄坑、溪源、坑口和江西信江南部铅山、上饶的篁村、石垄、乌石、车盘一带的广大地区。

    崇安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反映了崇安党组织和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成长和壮大,表明了闽北革命产生了新的飞跃。但是,“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红军,便不能对付正式的反动军队,……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和日益发展的割据的局面。”根据形式发展的需要,19294月下旬,崇安县委在上梅下屯村召开会议,决定将红色武装的领导机关从军政一体化的民众局中分出来,成立红军局,以统率崇安一带的武装力量,并决定将16支民众队整编为红军团,由省委特派员杨峻德指导全局工作,总指挥陈耿具体负责整编。

    192945月间,崇安红军局发布了杨峻德起草的《红军之意义》、《红军之组织》等文件,以此作为整编的纲领。文件明确规定:“红军就是民众自己武装之组织。红军是由民众中最勇敢、最革命、最忠实之分子组织起来的。红军是专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杀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及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而组织的经常作战之军队。”

    在整编工作的推动下,各路武装更加活跃,重要乡镇的国民党驻军不断遭到袭扰,只好收缩兵力,龟缩县城。有利的环境又促进了整编工作的顺利进展。192910月,16支民众队在崇安黄龙岩整编结束。县委决定将各队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5团”,下辖3个营、9个连和1个特务连。团长陈耿,副团长左诗赞、丁细弟。各连建立了党的支部,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从此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在闽北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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