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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闽北革命史(第三章第四节)
  • 2015-06-09 来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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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以路下桥为中心的建松政农民暴动

     

    以路下桥为中心的农民暴动(简称路下桥暴动),发生在建(瓯)、松(溪)、政(和)与浦城4个县的毗邻地带,北至浦城的新寨岭南麓,南抵水吉的樟溪河畔,政和的浆山北坡,东到松溪的渭田溪上游,西达浦城的南浦溪东岸。路下桥只有30几户人家,地处穷山僻壤,没有阔户官僚,可是,这里的田地、山林、祠田、庙产,大都被山外的地主霸占,逃不脱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魔掌。这里,苛捐杂税之多,耸人听闻。卖田、养猪、开山、卖柴、卖米、走路、住家、防野猪、养鸡鸭、生孩子都要缴捐纳税。征收捐税的“太保爷”不仅随意加码增收,还要农民付给完粮工、催粮工的工钱。这里的地租高利贷也重得出奇,门前田(好田)“二八分”,远田(一般田)“三七分”,山垄田(差田)“四六分”或“对半分”。农民向地主或高利贷者借贷轻的借一担还担半,重的借一担还二、三担,甚至“月月转”,前月利后月又生利,利加利,利滚利。那时,社会风气败坏,“花会”(赌博)盛行,匪盗四起,“大刀会”风行。地主豪绅除勾结大刀会外,还掌握着民团。地主豪绅、新军阀以及社会黑暗势力,像一座座大山压在农民群众的头上,调骨吸髓,为所欲为,贪婪至极。

    1928年秋天,崇安农民打土豪、抗捐税的消息传到路下桥,使穷苦的农民看到了希望,增强了斗争的信心。第二年清明时节,陈耿授意民众队骨干张天送回到路下桥调查群众。张天送借省亲的名义,向当地农民介绍了崇安农民暴动的情况,更加激起了当地农民向往革命的热情。西溪村的杨振有(杨弟卑)等几位青年还找上门来,把他们密议起义“造反”的想法告诉了张天送。

    19294月,崇安县委派伍弟奴等人来到西溪村,他们和杨振有等取得联系后,通过亲戚串亲戚、朋友串朋友等方式,秘密宣传革命道理,号召群众效法崇安农民组织起来,团结在民众会的旗帜下,开展“五抗”斗争。在伍弟奴等人的宣传发动下,一个月后,松溪的塘边、竹后、中村、庆下、西溪头,浦城的莫上、豪村等地的农民,相继加入了秘密组织。这时,张天送又从崇安来到路下桥,和伍弟奴、杨振有等17位青年策划起义。决计先除去这一带民愤极大的税棍“太保爷”,以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619日,伍弟奴等17人带上土铳、大刀、长矛,摸黑闯进庆下村杨牯仔家,捉拿这个外号“太保爷”的税棍。杨牯仔闻风跳楼逃跑,其弟杨理明被伍弟奴等捕获,当夜押往崇安。崇安县委表彰了伍弟奴等人的革命行动,正式命名路下桥农民秘密组织为“民众会”,伍弟奴等17人被编为崇安“民众队”的一个排,伍弟奴任排长,归崇安民众局领导。

    伍弟奴等人回到松溪西溪村后,活动更加积极,他们经常袭击各地反动民团,打击土豪劣绅,到处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为迅速开辟这一地区,崇安县委书记陈耿亲自到西溪视察工作,指导武装斗争。在党的领导与群众的支持下路下桥民众队逐步发展壮大,由零星分散的行动,转为活跃在松(溪)、浦(城)边区的一支有组织、有领导的红色武装。

    民众队的频繁活动使敌人十分恐慌。10月初,张枫庭民团40多人杀气腾腾地开进路下桥,妄图把这支农民武装扼杀于摇篮之中。胆大心细的伍弟奴乘敌人立足未稳,组织一支精干的民众队,当夜趁着月色赶到张枫庭的住所,从后门向房内扔进一颗手榴弹。不料没有炸开,可是落地的手榴弹响声,却引起了两名卫兵的警觉,眼看偷袭不成,他们便将卫兵砍倒,夺走步枪,连夜转移。张枫庭经此一击,气焰顿减,附近民团闻风丧胆,轻易不敢出动。

    第二年初,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花桥民团团长刘滋荣带领团丁24名向路下桥民众队投诚。继后又有附近5个民团的52人携械归附。崇安县委指示伍弟奴将投诚部队与原来民众队整编为一个连,任命伍弟奴为连长,刘滋荣为副连长。之后,这支武装在对敌斗争中,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多次击败了敌人的进攻,并在斗争中扩大了力量,站稳了脚跟。

    19315月,以伍弟奴、潘文燮、叶贵生等为领导的路下桥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路下桥苏维埃政府领导着建、松、政、浦边沿地带近50个村庄的革命斗争。

    以路下桥为中心的农民暴动,是建松政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第一次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行动,它所形成的武装割据局面,对推动建松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贡献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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