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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闽北革命史(第二章第一节)
  • 2015-04-22 来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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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急剧发展的建、崇、浦工农运动

     

    大革命时期崛起的闽北工农运动,一开始就显示了它的强大力量,给予社会黑暗势力以有力的打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白色恐怖笼罩闽北,一切黑暗势力卷土重来,挥着屠刀扑向工农群众,镇压工农运动。正当闽北工农运动面临严峻考验之际,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传达闽北,给闽北的工农群众指明了方向。192787日,中共中央致信闽北、闽南临委“应根据中央紧急会议决议确定自己工作方向”,指出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组织农民,如何武装农民,使他们能够自己起来用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827日,中共建瓯支部组织委员潘作民赴汉口寻找党的关系后返回建瓯,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及张太雷口头传达的“八七”会议精神,向中共闽北临委书记陈昭礼作了汇报。遵照中央的指示以及福建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的精神,结合闽北斗争实际,中共闽北临委及时确定了自己的工作方针:一、各地党的组织应当直接领导各地的工农运动,告别注意在农村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二、提出代表群众利益的斗争口号,把宣传革命和抗租抗税结合起来,把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三、选择突破口,组织农民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与地主豪绅,争取更多的工农贫民参加土地革命的行列,配合闽西南乃至造成全省总暴动。这些方针的提出,使闽北各地党组织明确了斗争方向,一度沉暗的闽北工农运动,特别是建瓯、崇安、浦城的工农运动,迅即恢复发展并推向新的高潮。

    1928年初,中共建瓯县委参加全省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后,即分赴农村发展农民群众,组织农民协会,短期内各地农民协会象雨后春笋般地普遍建立。东区的上屯与西区的18个乡村农民协会,发展会员近千人;南区的下堡、阳泽等地组织了南才里农民协会,农会会员有100余人,与上屯农会相呼应;西北区曹岩、徐地一带,成立了100余人的农民协会;东北区的凤山、大庙、水吉(原属建瓯)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1200多名。正好1928128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给中央报告中所指出的:建瓯“农运方面最近又很快发展。”

    农民协会的斗争矛头,首先对准鱼肉人民、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小桥乡上屯村民团总张鸿兰,称霸一方,是当地的首恶分子。其子张古更甚其父,包收捐税,勾结土匪,打家劫舍,为所欲为,群众恨之入骨。19282月,以陈金寿为首的上屯农民协会,为开展抗捐税扫清障碍,决定痛击民团总,肃清这股反动势力。他们发动上百农民,包围了张鸿兰住宅。凶神恶煞的张古田向农民开枪,农民手持土枪英勇还击,用梭标将其刺死。其父趁乱逃跑到县城。翌日,敌卢兴明派兵包围上屯村,陈金寿等6人不幸被捕入狱。上屯事件发生后,建瓯县委一面布置县总工会和学生会以四乡农会声援,一面组织营救。4月旬,陈金寿、林积妹在狱中被敌人殴打致死。消息传出、激怒了工农群众,一时间“陈金寿精神不死”的标语贴满全城。建瓯县委认为举行农民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以开追悼会形式,组织四乡农会会员进城,并发动工人、学生举行武装暴动。但不慎走漏消息,敌卢兴明派兵包围了县农民协会和县总工会,捕去干部4人。暴动流产。建瓯党组织转入更加隐蔽的斗争。

    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建瓯的学生运动也日趋高涨192712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基督教牧师杨明恩,在建瓯县城闹市上以传教为名,咒骂学生运动,污蔑共产党杀人放火,肆无忌惮地进行反革命宣传。省立第五中学学生会主席杨则仕闻讯,在五中校长翁树年的支持下,带领数名学生,将杨明恩扭送建瓯县法院代为看管。当晚,杨则仕主持了建瓯县委召开的有县农民协会、总工会、妇女会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部署了打击反革命气焰的斗争。不料县法院当晚放走了杨明恩,翌日,五中学生涌到法院要人,法院检察官詹锦澄蛮不讲理,双方发生冲突。各群众团体闻迅到现场,在杨则仕的鼓动下,将詹锦澄戴上高帽,推上大街游行示众,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走狗!”“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建瓯学生与工农群众的正义行动,深得各界拥护,进而影响闽北各地,促进了闽北学生运动的高涨。崇安在大革命时期,就已建立了县、乡两级农民协会,会员1500余人,群思想基础较好。党的“八七”会议之后,中共崇安特支认真总结历次群众示威请愿的经验和群众的强烈要求,决定打击破旧崇安工农运动的首恶地霸万钟祺,“以支持广大群众的反抗行动”,进一发展农民运动。192710月初,在崇安特支书记的指导下,县农会召开各乡农协会代表会议,具体部署对地霸万钟祺的斗争行动计划。这时,适逢脱离南昌起义部队的蔡延锴第十一军第十师过境,崇安特支抓这一有利时机,召集赤石、坛口、星村、公馆以及浦城县的岱后等乡的群团组织的群众代表共二三千人,在崇安城关西门头大坪举行大会,会上,徐履峻发表演说,号召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地主豪绅。会后,群众高举大旗,手持镰刀、鸟铳,在陈耿等人率领下,浩浩荡荡走向街头举行示威。当队伍到达万钟祺家门口时,工农群众一涌而入,但狡猾的万钟祺早已潜逃,愤怒的群众掀掉了万家屋顶斗争坚持到1011国民党崇安县当局为保护地霸万钟祺镇压农民运动,即以大军过境要民为名,出动大批警察,拉抓人,强行驱散群众,并以“行动激烈,形迹可疑”的罪名,逮捕了陈耿和县农会主席江章保。

    为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营救陈耿等人出狱,崇安特支一面继续发动群众向当局请愿,一面派人进省城控告,并通过“上游各县留省学生会”(即由建瓯、崇安、浦城、建阳松溪6县组成的学生会)大造舆论,声援崇安工农群众运动。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国民党崇安县当局不得不将陈耿、江章释放。释放时,陈耿、江章保“指着崇安知事(县长)大骂他贪官污吏”,表示了“革命就不怕死,怕死也就不革命”的革命气概,使在场的农民群众深受感动。斗争胜利的消息传到崇(安)、浦(城)边区,广大农民为之欢欣鼓舞。在崇安特支的组织与发动下,崇、浦边境的岱后、池家、花家、枫溪4个乡也相继建立,农民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运动中表现勇敢的吴春生、张银英等8人吸收入党,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得到加强。

    崇安党的组织还注重开展学生运动。19278月,崇安特支有2/3的委员担任了县立高等小学教员,他们在学生中进行秘密的革命宣传,有力地配合了对地霸万钟祺的斗争,11月,在校的共产党员,又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名,组织了学生会,并设立总务、宣传、交际等6个股,以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担任各股股开展学生运动,驱逐学校训导主任邱家驹。邱家驹原是崇安县教育局安插在高等小学的“鹰犬”,他平日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政治上反动透顶,是开展学运的一块绊脚石。也将其驱逐出校,学生会发动学生张贴“打倒邱家驹”的标语,举行示威游行,向社会挨家控诉邱家驹种种罪行,强烈要求县教育局罢免邱家驹的职务。当局唯恐事态扩大,不得不将邱家驹调离县立高小学。19285月,县立职学校在高等小学的影响下也掀起了一次学潮,赶走了三名反动教员。后来,参加学生运动的骨干不少人加入了共青团,被选送到农村,成为农民运动的中坚力量。

    在农民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崇安的工人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小北的高洋、肠角、麻坜、岭根、外垄、吴6个乡,有200多处纸槽,1000多名纸工。这些造纸工人,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4个小时,第季工资只有8元(毛银)。他们吃是浸水米,干的是牛马活,常年饱受纸槽老板的欺压与剥削。192711月,徐履峻在浦城县岱后乡的三将军庙召开崇浦边区纸工代表会,成立了崇浦边区工会。接着,党又领导了1000多名纸工,举行了要求缩短劳动工时,提高工资,反对吃浸水米的罢工斗争,迫使纸槽老板答应工人每季增资2块银元和不吃浸水米的要求,并实行8小时工作制。

    崇安支在领导工作进行经济斗争中,还注重发展工会组织,促进工农运动结合的工作,19282月,浦城西乡的樟树、东坑等十几个村庄,建立了以纸工为主的基层工会后,积极配合农民协会,大力发展抗租抗税斗争。浦城县岱后乡的十几名铁匠,制造了土枪几百支、杉树炮(又名过山垄)20多门,为农民武装斗争提供了大批武器,崇浦边区工人的斗争,为闽北工农运动的结合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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